第二章 放旷不羁（第2/22页）

东晋学者袁宏曾作《名士传》，系统地将先前的名士做了一番总结：“夏侯太初（夏侯玄）、何平叔（何晏）、王辅嗣（王弼）为正始名士，阮嗣宗（阮籍）、嵇叔夜（嵇康）、山巨源（山涛）、向子期（向秀）、刘伯伦（刘伶）、王浚冲（王戎）为竹林名士，裴叔则（裴楷）、乐彦辅（乐广）、王夷甫（王衍）、庾子嵩（庾敳）、王安期（王承）、阮千里（阮瞻）、卫叔宝（卫玠）、谢幼舆（谢鲲）为中朝名士。”

至于“竹林七贤”这一称呼，最初见于东晋历史学家孙盛所著的《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再后来，戴逵作《竹林七贤论》，这一称谓便固定下来。也就是说，竹林七贤是东晋时才被命名的。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名士团体是怎么形成的。

看一下历史背景：

曹操之子曹丕篡汉后，当了几年皇帝。

接下来，做皇帝的是其子曹叡。这十来年，魏国的权力还是控制在曹姓皇帝手里的。其间，他们依靠司马懿对抗蜀国诸葛亮的不断攻击和骚扰。

曹叡死后，司马懿、曹爽并为辅政大臣。此时的皇帝是少年曹芳。很快，曹爽将司马懿排挤出朝。后者于是韬光养晦，以静制动，悄悄等待时机进行反击。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春，曹爽带着少年皇帝和几乎全部朝臣，出洛阳城去祭奠先祖。司马懿闻报后，以七十岁的垂垂老矣之身，发动“高平陵之变”，一举捕杀了曹爽及其亲信，架空了魏帝曹芳，从此大权尽归司马氏父子。

如果曹操地下有知，面对这个结局，他会作何感想？

假如曹操和司马懿对决，在权谋上，两个人谁更胜一筹？

现实是：曹操早就死了，他的子孙在强大的司马氏父子的压迫下，被凌辱得喘不过气来。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相继掌权，魏国皇帝形如傀儡。其间，魏帝和某些大臣曾意图反抗，但最后都被智力过人的司马兄弟击败，皇帝或被废或被弑，曹氏阵营中包括何晏、夏侯玄在内的一些名士和大臣也相继被杀。

这就是人们印象中魏、晋易代之际“天下多故”而“名士少有全者”的由来。

于是，以往的史家用“高压政治”来形容司马氏掌权的时代，导致很多人认为这个家族总在杀名士。在这种愚蠢的既定观念下，很多人觉得：魏国的大臣和名士，一定都对司马氏恨之入骨，都是反对司马氏的。

其实呢？

这完全是错觉。

当年曹操杀杨修杀孔融杀边让借刀杀祢衡，为何不说是“高压政治”？为什么到了司马家这里就成了“高压政治”？

司马家杀何晏，纯粹因为他是曹爽集团的人；杀夏侯玄，则是因为他属反对司马家政变集团中的一个链条；杀嵇康，情况虽然稍有不同，但也因其挑战了司马昭的执政理念（加上嵇康本身也是曹魏家的驸马），仍没达到“镇压名士”的程度。

这样说吧，魏国的曹家皇族来自寒人阶层，而司马家是汉朝以来最纯正的高门大族。在曹魏时代，发端于东汉中期的门阀士族观念已越来越深入人心。当时，朝中绝大多数重臣都有士族背景。

换个说法，从出身上讲，魏国朝中大臣多跟司马氏是一条战线的。

此外，从曹操时代起，治国风格就是严苛的，带有浓重的法家思想。士族出身的大臣们呢，更多则倾向于宽简无为的政治理念。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恰恰是反对曹家皇帝的。

所以，当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后，这些名士出身的大臣立即转到他们这边。

而曹家，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当然，也确实有反对派，或默默不与司马氏合作的。但数量，远没后人想象的那么多，更不是主流。反过来推论，司马家根本不存在诛杀名士的偏好。

七位名士的竹林之游有着以上大背景。

竹林七贤会集大约起于正始五年即公元244年以后，主要活动于嘉平年间（公元249—254年）。此时曹爽刚刚获诛，司马氏父子正在洗牌，魏国朝野有些乱，于是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四个河南人，两个安徽人，一个山东人，在机缘巧合下，碰到了一起，他们啸聚竹林，索琴饮酒，纵情不羁，口言老庄，心怀玄远，以老庄之道慰藉当世情怀。

蔑视礼法的七人，往已经倾颓的儒家危楼上推了一把，于是它便轰然倒塌了。

竹林七贤的活动地点是山阳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焦作境内的修武县（云台山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