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清君侧”的幕后（第2/3页）

可是，李自成心乱如麻，已顾不了那么多了。

一六四五年三月，李自成率领二十万大顺军及三十万家属，共计五十万人的庞大队伍，由襄阳、承天向汉川沔阳推进。

李自成的大动作一下子就把驻守武昌的南明宁南侯左良玉吓傻了。

左良玉手下兵多将广，有八十万之众。可这八十万人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兵痞、流民、盗贼，那些乱世混战中出现的游兵散勇更是占了大部分，队伍虽然庞大，却参差不齐、纪律松散、人心不奋。

左良玉很清楚，凭借这支规模庞大的队伍，自己可以盘踞一方，吓唬吓唬各路蟊贼，抬高自己的身价，向南京政府呼风唤雨，索粮索饷。但统兵多年且与李自成多次交手的左良玉也深知，凭借这支队伍贸然与席卷而来的大顺军对抗，前景并不美妙。

怎么办？

关键时刻，有人给他支招了。

这人就是湖广巡按御史黄澍。

原先左良玉为了窥探南京政府的虚实，曾授意黄澍前往南京拜谒弘光。

到了南京，黄澍自恃有左良玉撑腰，飞扬跋扈，谁都不放在眼里，并且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痛殴马士英。

因为这事，马、黄两人结下了梁子。

马士英挟私报复，暗中使人诬告黄澍，免了黄澍的官职。

丢官弃职的黄澍窝了一肚子火，在左良玉耳边没少说马士英的坏话。

南渡三案被传得沸沸扬扬之时，黄澍更是抓住机会，天天在武昌痛陈南京太子的冤情，力劝左良玉发兵向南京“清君侧”。

现在，大顺军汹涌压境，左良玉束手无策，黄澍旧话重提，趁机大肆撺掇左良玉以“南都太子案”为借口，提兵东下，一则可以避敌兵锋，二则可以树威于朝廷。

听了黄澍的提醒，左良玉茅塞顿开，大声叫好。于是，向外声称“本藩奉太子密旨，率师赴救”，“入诛奸臣马士英”。

为了占据政治舆论制高点，左良玉先向弘光帝上疏给马士英开出八大罪状，然后大发檄文，指责“奸臣马士英，根原赤身，种类蓝面。昔冒九死之罪，业已侨妾作奴、屠发为僧；重荷三代之恩，徒尔狐窟白门、狼吞泗上。”使得“群小充斥于朝端，贤良窜逐于崖谷。”称自己：“愿斩贼臣之首，以复九京；还收阮奴之党，以报四望。”又说：“燃董卓之腹，膏溢三旬；籍元载之厨，椒盈八百：国人尽快，中外甘心！”满满都是正能量。

一六四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派兵把武昌烧掠一空，然后劫持湖南巡抚何腾蛟一起沿长江东下，直趋南京。

攻占了西安的清多铎部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将西安交给大清陕西三边总督、汉官孟乔芳打理，自己由潼关潜至河南洛阳附近，集结起从蒙古、满洲发来的兵马，做好了征伐南明的准备。

二月初七，兵马集结完毕、粮草备足，多铎分兵三路，一齐往归德杀来。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多尔衮又令原驻山东的清军偏师沿大运河水陆并进，直奔徐州而来。

也就是说，左良玉沿江东下之际，南京朝廷也已面临清兵北来的威胁了。

以南明现有兵力，很难同时展开两线作战，怎么办？先防“左”还是先防“清”？

这事儿在马士英看来，根本不用思考：防左！

他让兵部尚书阮大铖会同靖南侯黄得功、广昌伯刘良佐以及池口总兵方国安等人组织堵剿。其中的黄得功部被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府（府治在当涂，辖芜湖、繁昌三县），刘良佐军部署于对岸江北。

对此，朝内众多大臣均不同意，他们一致认为：“左良玉的事儿可以缓一缓，从北而来的清军来势凶猛，千万不能撤离江北的兵马，应该固守淮安、扬州，控扼颍州、寿州。”

其实，早在一六四四年十二月，御史沈宸荃就为南京政府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大顺和大清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敌人了。他说：“虽然大清、大顺均是国家的大仇人。但自从辽东开启战事的三十年来，国家兵力、财力全是被清人所耗尽，这才使得李自成贼寇趁势而起。清人等李自成恶贯满盈后，便巧借复仇之名，窃取了我燕齐之地。由此可见，我中国从头到尾都在遭受清人祸害。故目前之策，防清人为急，李自成贼寇为次。”

沈宸荃大力疾呼，要国家一举一动都要为防御清军为根本。

弘光的思想也已经从讨“贼”转换为“防虏为急”，命令兵部重新制定战略方针，将抗清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弘光帝坚信，即使左良玉闹得再厉害，都还是自己人，危险主要还是来自清军，不同意让江北兵马过多调离汛地，说：“刘良佐兵还宜留江北防守。”

马士英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