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1644年，为皇历（黄帝纪年）4342年，天干地支纪年属于甲申年，也是大明崇祯十七年。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其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地图易颜色，江山付劫灰。

这一年的阴历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草拟即位诏，尊西夏国主李继迁为太祖，改名李自晟，宣布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置百官，公开与明朝叫板，给崇祯皇帝写下战书，放话说要攻占北京。

正月初八日，李自成说到做到，百万大军自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兵分两路：其一路入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趋居庸关；另一路出河南，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两路齐头并进，直扑北京。

二月初七日，大顺军攻占太原。

三月初六日，惊慌失措的崇祯皇帝命令宁远总兵吴三桂放弃辽土，进京勤王。

三月十八日，大顺军来势凶猛，一举攻破北京城。

三月十九日，困守愁城的崇祯皇帝跌跌撞撞登上内苑煤山，以发覆面，自缢身亡。

历史在这一日定格，史学家宣布延续和发展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到此终结。

可是，大明王朝真的是在这一日灭亡了吗？

要知道，崇祯皇帝虽然驾崩，但大明帝国的绝大部分辖区仍是姓朱不姓李。

长江以南的土地，更是牢牢掌握在明廷官员手中。

而且，明廷设置有两个都城、两套行政班子，北京城是被攻破了，北京城内的行政班子是被解散了，但南京城还在，南京城内的行政班子还在正常运转，凭什么说大明王朝就已经消亡了呢？

这就涉及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到底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王朝的终结？

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但认真考究起来，其实又并不简单。

说其简单，是武王革命，纣王死，殷商灭；汉高祖入咸阳，秦二世殁，暴秦亡。从这一点来说，国君就戮于敌手就意味着该国政权终结。

但，如若简单地按这一标准来定位王朝的消亡或政权的终结无疑是幼稚可笑的。

比如说，元宪宗蒙哥在南下强攻钓鱼城时被南宋的石炮当场击毙，可是谁也不会因此认为蒙古帝国已被南宋消灭。

除了像蒙哥这样直接死在战场上的皇帝外，间接地死于战场上的皇帝一抓一大把，比如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霸气十足的明成祖朱棣就死在征途之上。但成吉思汗、朱棣的事业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

又或者说，即使国君死在战争中，只要该国的政治力量还没遭受毁灭性的摧毁，该国就不算灭亡。

那么，将该国国君及其文武大臣来个一锅端，该国算得上灭亡了吧？

这个答案似乎对，又不完全对。

大明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和他手下文武大臣就在土木堡大战中被瓦剌军队全部擒获，但大明王朝并未因此而亡。

那么，是不是因为大明王朝的都城北京还安然无恙，大明王朝的政治中枢还没完全被摧毁，根基还在，所以王朝不算灭亡。

的确，都城乃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政治中心，地位举足轻重，它的兴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政权的巩固与否。

很多时候，都城决战，即是敌对双方综合实力最高级别、最后搏杀的关键一战，都城的沦陷与否往往影响到政权的存亡。

但是，若真的把都城陷落作为判断王朝灭亡的依据，那又明显失之偏颇。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的首都就曾被多次被攻陷过，从安史之乱算起，到朱温火烧长安，唐朝都城前后沦陷了七次，但前六次，大唐王朝都挺了过去，顽强地存活下来。

那么，如若君主及并文武百官被俘，都城又已失陷，是不是可以下结论：该国的统治已经灭亡了呢？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大军歼灭十万晋军，攻下京师洛阳，俘获晋怀帝司马炽，并纵兵烧掠，尽屠西晋诸王公及士民三万余人，情形惨烈无比，史称“永嘉奇祸”。

但，西晋并未灭亡于这一年。因为，晋臣又在长安拥立了晋惠帝的侄子司马邺为帝。

西晋王朝的结束，是以司马邺于建兴四年（公元316年）的出降为标志的。

西晋王朝虽然结束，但司马氏的晋政权并未因之退出历史舞台——琅琊王司马睿在江东立定了脚跟，建立了东晋王朝。

司马氏的晋政权的真正终结时间是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该年，司马德文把帝位禅让给了宋武帝刘裕。

说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君主易姓通常有两种方式：革命和禅让。

所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革命讲究的是被革的政府在气数已尽、遭受万人唾弃的前提下，被“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新兴政府取代，该新兴政府才会得到人民的承认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