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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桓接阅后，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沉默有顷，宣布退朝。许翰见势不好，连忙高呼臣还有言启奏，赵桓却不予理睬，拂袖而去。

其后徐处仁、吴敏及许翰、孙傅、何栗、李若水、陈公辅等许多大臣皆有奏折呈上，请求召对。赵桓一概未召，只于延和殿单独召见了张邦昌。召见的时间长达一个多时辰。其中所谈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张邦昌必定会充分利用这次召见，这是不言而喻的。

结果很快便见了分晓：徐处仁罢相致仕；吴敏免少宰，除观文殿学士；许翰免同知枢密院事，除延康殿学士。张邦昌进太宰兼门下侍郎；唐恪进少宰兼中书侍郎；耿南仲进尚书左丞；聂昌进同知枢密院事；徐秉哲接替聂昌就任开封府尹。

圣谕颁下，主和派大喜过望，主战派一片寂然。

孙傅、何栗心下不服，意欲提出查证所谓二五请愿证人的真伪，被许翰劝止。许翰说，彼既蓄谋，必有防备，以我等之力是查不出名堂的。大势已定，徒劳无益，皇上对你们网开一面，已算是手下留情，你们切莫再自招祸端。张邦昌之流甚是阴险，若我们于此事上纠缠不休，恐是对伯纪兄更为不利。目下我们只宜韬光养晦，静待其变，再作道理。孙傅、何栗想想也是，便不得不忍气吞声，权且缄口。

后来聂昌私下里请教张邦昌，如何能在参倒李纲的同时，顺手牵羊将徐处仁和吴敏一并拉下马来。张邦昌一本正经地回答，徐吴二人落职，却与本相何干？皇上天纵英明，难道看不出他们与李纲狼狈为奸居心不正吗？聂昌会意道，呵呵，不错不错，彼等与李纲结党营私蒙蔽圣听，端的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此番变故的内情，李纲当时难知其详，但它的结果已明确地告诉李纲，由于某种莫须有的罪名，他已经严重地或者说彻底地失去了赵桓的信任。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越申辩越糟糕，申辩得再有道理，皇上也不会推翻定论，反而会加重处罚。

事无可为矣！仰天长叹之余，李纲被迫上书，自请罢免知枢密院事，以示知罪之意，尽管他委实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数日之后，老将种师道抱病抵达怀州，接手帅印。对于种师道，目前大权在握的那些宰执们也并不待见。之所以再度起用，盖因别无人选。但究其根本原因，实因是朝廷不能知人善任，执政有意排除异己，否则放眼泱泱大宋，何致匮乏栋梁。再者现在接任两河宣抚使，也不是什么美差，李纲解决不了的难题，种师道同样解决不了。或许李纲的今日，就是种师道的明天。

李纲与种师道对这些事都心知肚明，都为对方的处境深怀忧虑。但值此敏感时期，除公事交割外，两人唯心照不宣地互嘱保重，余者不便多言。

作为李纲的贴身卫士，甘云本是要护送李纲回京的。但在临行前，李纲郑重其事地委派他将一封密信送往磁州。甘云虽对李纲放心不下，却不能不遵命前往。

其实那封“密信”，乃是一封推荐信。这是李纲为甘云谋划的一个前程。李纲是个惜才的人，通过将近一年的朝夕相处，他对甘云了解得比较透彻。这个年轻人正直质朴，干练稳重，头脑清醒，武功超群，倘着重加以磨炼雕琢，完全可以培养成为一名优秀将领。此次出征作战，李纲就打算择机委其以适当的军职，锻炼一下他的指挥能力，为他未来的发展做个铺垫，也为朝廷储备一个将才。

现在这件事做不成了。李纲自知此番落职，定与政敌陷害有关，而政敌一旦得手，岂能容他轻易翻身。时过境迁后他被重新起用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那是听天由命的事，这段时间会有多长，无从估计。那么在这段时间里，甘云不知要被打发到何处差用。倘若不得赏识，便会长期埋没，这就太可惜了。李纲曾想将甘云就留于种师道麾下效命，但料甘云这人重情重义，必不肯在这个时候舍他而去，便考虑为其另觅一条出路。想来想去，便想到了时任知磁州事的老将宗泽。

李纲与宗泽并不熟识，但是久闻其名，知道这个人刚正豪爽，疾恶如仇，不畏强权恶势，抗金立场坚定。更重要的是，宗泽素有爱才之名，颇有古之名将风度。虽然目前宗泽的官品不高，但据李纲估计，除种师道外，将来能够力敌金军者，宗泽当属首屈一指。甘云效力于宗泽军前，是不愁偿其驰骋疆场杀敌建功夙愿的。此事若明说与甘云，甘云势必取舍两难，所以李纲便以传送“密信”为借口，将甘云荐往磁州。他则另带两名随员，登上了赴阙之旅。

李纲行事不喜张扬，况乃赴阙领罪，更是行色悄然。然而即便是这样，仍是有人事先得知了他的行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