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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的行政能力和才学胆识都比他强，这一点张邦昌无可否认。但李纲并不是处处皆胜于他，李纲也有弱点，其弱点就在于他的城府不够深，防人意识比较差，为人处世亦欠圆滑。至于邀取圣悦和笼络朋党的技巧，就更是一窍不通。进行宦海搏击，这些弱点都很要命。从长远看，这种人的失宠是必然的。所以对于运用权术排挤掉李纲，张邦昌还是有信心的。不过，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办这事须得待机而动就缝下蛆。

朝堂争锋，获取皇上的宠信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李纲把太上皇劝回汴京，博得龙心大悦，算是让他占了个先机。张邦昌就琢磨，自己也得做点与之相匹配的事，以加重在皇上心目中的砝码。这事自然须投皇上之所好，在这个方面的能耐，他就远较李纲为强了。

他看出赵桓目前最大的心病就是担心皇位不稳，即使赵佶回归了汴京，赵桓亦未必真正放心得下。那么适时地向赵桓进献巩固皇位之策，想必会很受赏识。由此出发他考虑了两条建议，一条是提请皇上早立太子，以确保大统牢固稳定；再一条就是更换龙德宫侍从，以便皇上对宫里的动静进行掌控。

在向赵桓进言时，张邦昌联合了门下侍郎耿南仲。耿南仲原为东宫辅臣，本以为凭着与赵桓的渊源关系，新朝建立后能够扶摇直上。岂料吴敏、李纲等越次升迁，职位反列其上，这让他很不舒服。特别是对于原属无名之辈的李纲的平步青云，他内心的不平更甚，因而在感情上他自然便靠拢了平素与李纲意见相左的大臣一方。张邦昌认为他在东宫服侍储君十年的历史不可忽视，有意拉他做个同党，耿南仲亦正想方设法去拍赵桓的马屁，因此两个人就一拍即合了。

正如张邦昌所料，这两条建议很受赵桓赞赏。

对于赵佶是否能如其所云，从此老老实实安居后宫不涉朝政，赵桓果然存在疑虑。这样的保证，早在赵佶禅位时便亲口做过，事实证明他没有信守诺言。有此例在先，这一次的保证又有多大可信度？万一哪天赵佶不甘寂寞故态复萌，或者某些心怀不轨的旧臣蓄意唆使其向朝廷发难，将以何策处之？他正为这个问题挠头，张邦昌的点子不期而至，这便正中下怀。

听了张邦昌、耿南仲的奏言，赵桓非常高兴，认为其议既目光长远又切实可行，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可算是保障社稷长治久安的善策良谋，当即全盘接纳。考虑到册立太子事关重大，总得有点舆论准备，他觉得这事以缓些时日再动为妥。而更换龙德宫侍从，则纯属皇宫内务，在赵桓看来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可说办就办。

于是赵桓便指派殿前都指挥使王宗楚会同内府有关司监，赶在赵佶返京之前速办了这件事。他甚至举一反三，索性将郑太后所居宁德宫的侍从也统统做了更换。此事动静不大，且与朝臣无干，所以李纲毫不知情。

郑太后对身边的侍从突然被更换虽然亦觉不解和不快，但她这个人心宽性温，适应性也较强，见新换来的宫婢太监等一个个都中规中矩有模有样，手脚利落做事勤谨，方方面面皆服侍得体贴周到，只道是皇上此举完全是出于一片善意，也便未出什么异议。

赵桓以为赵佶的态度亦大抵会如此。他知道他这位父皇喜好女色，还特地吩咐王宗楚多为龙德宫选派了一批秀丽可人的妙龄娇娃，以备其不时之需。“朕处心积虑地将父皇你侍奉得无微不至到这步田地，你还能有什么不满什么怨言？”赵桓也估计到赵佶可能会有暂时的不适应，但他想那点不适应应当会很快地被安逸的生活所消融。赵佶对此事居然产生如此强烈的抵触情绪，是他压根不曾料到的。

赵佶怒掼了茶盅，愤犹未释，他连骂几声“真正岂有此理简直欺人太甚”，便脸红脖子粗地呼人备轿，欲前往福宁殿找赵桓质问。张迪连忙张开双手将他拦下，劝他万勿冲动，务必三思后行。张迪说，就凭王宗楚那狗才，便是借给他一百个胆儿，他也不敢如此顶撞太上皇，其所恃者乃圣意也。而皇上既有此举，必是事出有因。往好里想，这是皇上对太上皇的刻意关怀；往多心处想，则是皇上对太上皇有提防之心。无论皇上是出于何意，这样挟怒而往，只会把关系搞僵。太上皇与皇上嫌隙初解，当以和睦为重。倘若两宫龃龉再起，实于太上皇百无一利。

赵佶愤愤地说，我何尝不想和睦，我什么条件都不提就回来，就是为了和睦。但和睦不是我一人之事，我也不能为了和睦，凡事便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如果我连这点小事都说不得，那所谓和睦从何谈起！

张迪款言谏道，此事虽小，处置失当亦可造成大误会。京师不比扬州，言行尤须慎重。太上皇有话要说，也得讲究个时机和方式。太上皇胸阔如川，何妨忍耐几日，待皇上过来探视时，再婉言提及此事，似乎较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