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3/4页）

赵佶所诘之事俱在李纲的意料之中，给予合理的解释并不困难。待赵佶居高临下地言毕，李纲略略梳理了一下思路，从容不迫地拱手向赵佶揖了一礼，便口气婉转地开始回话。

他说，上皇所言皆属实情，产生疑问亦在情理之中。问题在于其中有些误会，请容臣下为太上皇释疑。

自熙宁变法以来，朝中党争日剧，余波延续至今，其害有目共睹。值我大宋王朝敌寇重兵压境危难当头之际，我们若不精诚团结，焉能力敌强虏？当今皇上不提“绍述”，追赠司马光，无非是为了稳定朝政，消弭党争，平衡关系，争取民心，使臣工百姓同心同德一致对外，并无否定前朝作为之意。况且此一时彼一时也，时事变更而政事有异，乃为必然之理。皇上用心之良苦，望太上皇明鉴之。

至于拆除夹城等凡三十余事，则皆为便于守城退敌之举措。其中若干举措或许以先奏明太上皇为宜，然事迫在眉睫，实不容缓。皇上相机处之，窃思亦属必然。正如一家尊长外出，以家事付之子弟，家中突遇强盗劫掠，其子弟须当权宜措置为是。倘因无尊长之嘱便无措于盗前，其家莫不为盗贼所尽毁耶？此时此刻，能否保住家园是头等大事，为此千方百计无不可施。只要此责尽到，余者何须细究？

说到这里，李纲悄悄观察了一下赵佶的脸色，见他双目微合神态平静，是愿意倾听下去的样子，便继续陈述道，容臣再释太上皇关于贬谪宣和老臣之疑。太上皇平心静气地想一下，便会明白，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存在，或者说并非是那样一种性质。

宣和老臣何止千百，而所被贬谪者，实是百不足一。那些被贬者如蔡京、王黼辈，无一不是骄奢淫逸祸国殃民罪行昭彰民愤极大之徒，朝野上下呼声如潮皆曰可杀。对于这些奸佞，莫说是当今皇上，就是太上皇，恐也不会任其继续为非作歹逍遥法外吧？退一步说，即便是皇上宽宏大量网开一面，天下万民也不会宽恕他们。太学生陈东及诸大臣慷慨上书之事，太上皇定已闻知。多年来这些人专横跋扈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据天下财富为己有，刮民脂民膏入己囊，已至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对彼等抄没家产，正是其罪有应得。凡此种种举措，都是为了整顿朝纲安定民心，除此之外更无他意，太上皇无须多虑。再说，皇上所贬者，绝非只是宣和旧臣。白时中、李邦彦、蔡懋、李棁等皆为新朝之股肱，然因他们不堪其职贻误朝政，亦相继被罢黜，甚至被逐出京城。这便足以说明，皇上任用臣属，殊无新旧之分。望太上皇万勿为流言所间。

一口气说完这些话，李纲又做了片刻停顿，留给赵佶一个消化的时间。

赵佶若有所思地静了一会儿，抬眼道：“唔，说，接着说。卿可畅所欲言。”

李纲察言观色，揣度自己的解释虽未必可全然为赵佶接受，但起码其中一部分尚可使其觉得言之成理。期望赵佶心悦诚服是不现实的，能达到这个效果就相当不错了。上述两个问题都是朝政大事，既然赵佶在这两个问题上对他的解释没表示明显的抵触，第三个问题就容易回答了。

李纲接着说，自从太上皇离京，皇上是日夜萦心，食不甘味。皇上是太上皇自幼亲自教导出来的，礼义仁孝乃为天下楷模，心里岂会不时刻惦念着太上皇？之所以始终音信未通，起初是因为圣驾行踪多变难以联络，后来则是恐金人探知行在去向，危及太上皇的安全。说到这里，他顺口反问了一句：“太上皇不是亦曾宣谕淮南两浙等处止递京师文书吗？”

赵佶愣了一下，尴尬地笑笑：“这个，这也是恐为人得知行宫所在之故，非有他也。”

李纲连忙起立躬身：“李纲口无遮拦，望太上皇恕罪。”

赵佶做出豁然大度之状，摆摆手道：“无妨无妨，如此直言甚好，李卿不必拘束。看来此事予与皇上之意竟是暗合，这便不是问题了。”

嗣后，赵佶又另外提出了若干问题，诸如金军退师时为何不乘其半渡而击之，郑太后现在是否已经回宫，京城里的秩序恢复得如何了等。这些问题都已不在矛盾的焦点上，李纲只需据实回奏，不需要多做解释，谈吐便轻松多了。当然，必要的分寸还是得把握住。比如对于为何不抓住战机邀击金军这个问题，他就只能回答是碍于肃王被金军扣为人质之故，而不能流露出对赵桓决策失误的不满。

谈话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一个多时辰。赵佶想问的问题已大致问完，他也觉得有些累了，便对李纲道：“予尝闻知，都城守御，宗社再安，李卿出力为多，是为社稷功臣。今日与李卿促膝长谈，果见李卿才干非凡。朝廷有此栋梁，乃我大宋之幸。李卿奉旨远足迎驾，予心颇感欣慰。李卿今日所论，待予细思之后再做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