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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妻一听“危国祥”这三个字,心下明白了大半。两个月前吕忠全与危国祥发生了那场严重冲突,她当时便甚为不安,担心此后的日子难得过得安稳。自古有训,民不斗官,别看危国祥这等胥吏不入品流,却是平头百姓的现管。他若想整治你,那将花样百出,让你防不胜防。后来听说危国祥被革除了职差,吕妻连呼阿弥陀佛,才不再提心吊胆。如今闻听危国祥又当上了捕头,而且这所谓的致死人命案乃其一手经办,不用问她也明白,祸事是所为何来了。

此事纯属危国祥挟私报复栽赃陷害无疑。可是你这么说,必须有证据,否则倒更要加上一层诬陷官吏的罪名。吕妻打算先找到那个黄家,问清他们是何时因何病服用的何种药物,如何能证明其药出自济世堂。以便从中抓住破绽,然后进行反诉。但当药铺伙计千方百计打听到黄家的住处时,那黄家却已迁走,去向不明。

这就显然是做贼心虚。虽然对质不成,吕妻心里却更加有底,乃据理书写了一纸申辩状,击鼓鸣冤呈进官府。

宋朝的司法制度,是由各级行政长官兼理刑事,以其副职及幕职官员如通判、判官、推官等佐之。开封府作为京师,又另设有一个叫军巡院的机构司检刑案。开封府尹乃朝廷重臣,职事万千,名义上负有掌管司法之责,实际上不可能天天坐在大堂上审案,类似吕忠全这种级别的案件他根本无暇过问。所以吕妻申辩状的最终落脚点,就是军巡院。

军巡院的主官谓之军巡使判官,其下的职官唤作公事干当。负责审理此案的军巡使判官及公事干当,早接到了危国祥递上来的招呼:吕忠全其人一向不守本分对抗官府,如今又兜售假药致死人命,实属不法奸商,应予从严惩办。危国祥虽然职位卑微,却与当朝张少宰有着枝蔓,且在市井中亦有一定的势力,这些官员对此都有所了解,也都不愿平白无故地与这种有背景有能量的混世魔王结怨。他们心里有数,肯定是危国祥与吕忠全有过节儿,是危国祥成心要整治这个人。反正那姓吕的无权无势无靠山,整了也就整了。做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所以虽明知此案大有蹊跷,却也没人着意理会。

吕妻的申辩状于呈递入衙的当日即被驳回,而且批语甚是理直气壮:经搜查,在济世堂库房发现假药若干种,其中数味与死者所服用之药物相同。吕忠全利欲熏心贪财害命,铁证如山毋庸狡辩。

见到官府的态度如此冷若冰霜不可理喻,吕妻方知危国祥已上下其手将圈套做死,使用正常的方法是拆解不开了。

起先吕妻担心危国祥施加报复,也不过是怕他骚扰柜台生意,破坏药铺财路,却压根没想到他能使出如此卑鄙歹毒的阴招。吕妻恨透了这个杀人不见血的恶棍,也恨透了不论是非曲直与其沆瀣一气的官府。然而胳膊扭不过大腿,鸡蛋碰不过石头,现实就是这样,你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欲想救人出狱,不能不改弦更张。

如何改弦更张?有理没人听,那就不能再讲理;有冤无处诉,那便不可再申冤。胳膊断了袖子里藏,门牙掉了肚子里咽,经与伙计们合计,吕妻只得含悲忍泪,饮恨吞仇,委派一个伙计携了厚礼,卑躬屈膝地登门叩见危国祥,拜求他手下留情多行方便。

此乃危国祥意料中事,也是他收拾吕忠全通盘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眼见得事情一步步走向既定目标,危国祥不由心花怒放。他乜斜着眼睛,对来者一本正经地放话,吕忠全违法经商草菅人命,其罪非轻按律当斩。如欲减轻罪责留得性命,只有一个办法,那便是令苦主递状改口,称经过再度验查,发现导致死者亡故之因非止饮用假药一端。这事的难度很大,不过看在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份儿上,他可以尽量从中斡旋。但苦主那边的补偿,是断然少不得的。毕竟那是一条人命,没有个几千两银子的抚恤,难得私了下来。

吕妻明知这是敲诈,却不得不咬着牙依言去办。

仅靠家中的积蓄远不能满足危国祥的胃口,危国祥催得又紧,威胁她说若不能及时将事办妥,一俟军巡院终审定案,便无挽回的余地了。万般无奈下,吕妻忍痛决定出卖药铺。

可是事情又怪,尽管价码一降再降,这几大间位处京师黄金地段的铺面房居然无人问津。直到吕妻狠着心肠将价码降到了药铺实际价值的五成以下,才算等来了一个买主。与买主签过买卖契约,她的满头乌发一夜之间皆成灰白。

被拷打得遍体鳞伤的吕忠全好歹算是回到了家中,可他那原本富足殷实的家业却已荡然无存。现在的这个家,属于他的,除了一个因突受惊吓卧病在床的幼子和一个看上去似乎苍老了二十多岁的妻子,就只剩下了一间仅可勉强栖身的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