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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用索天雄未能如愿的失落感尚未消除，又发生了一件让李纲颇感郁闷的事：种师道被迫放弃追歼金军的行动率部返回汴京后，竟被赵桓以其年迈体衰为由解除了一切实职。

李纲认为这个决定十分不妥。他上奏说，种师道固老矣，但是体魄尚健，还没老到不能做事的地步。论布阵用兵指挥作战，他仍是当前朝中首屈一指的大将，弃之不用甚为可惜。却不知此事的根由，盖因张邦昌在暗中进言，说李种二人气味相投行为默契，现在李纲掌枢密于内，种师道握重兵于外，如果两个人结成一党，势力太大，不可不防。所以，李纲越是上奏，赵桓就越是不准。

在这件事上李纲又是只能束手而叹。旧的罢去，新的不来，将来战阵之上，良将可有几何？

实际上，担心李种结党，纯属杞人忧天。诚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纲与种师道志趣相近秉性相和，相互间的关系容易处得融洽，这是事实。但是若说勾结朋党，他们却俱非那等人物，而且他们也并非事事都默契得天衣无缝。

这一日，李纲至种师道寓所去看望老种，论及军国大计，两个人的看法就产生了重大分歧。

李种皆为忧国忧民之士，三句话不离本行，礼节性的寒暄后，话题便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时局上面。这次坐失重创金军的良机，实是遗留大患，金邦贪心不足扩张成性，亡宋之心不死，必将卷土重来，而且为时不会太久。对于时局发展的这个趋势，两个人的看法完全一致。但是谈到对策，他们的见解便大相径庭了。

以李纲之见，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付金邦的侵略，除了努力提高宋军的作战能力和加强边陲的防备措施，更无他途可言。如今金军新退，料其在三五个月内没有再度大举南犯之力。那么朝廷就应当抓紧这段时间调整兵力部署，构筑防御体系，改善兵器装备，积蓄军需粮草，总之是要以坚决御强敌于国门之外的态度，下大力气全面地整顿好军备。敌强不足畏，可畏者是我们自身的散乱松垮漏洞百出。只要我们发愤图强励精图治，从精神到物质上都准备得坚实充分无懈可击，以我大宋国力之雄厚，如何便敌不过北漠一个游牧之邦？

李纲本以为，作为一名抗金态度十分坚决的老将，种师道的想法定然会与其不谋而合。他前来看望落职的老种，一来是有慰问之意，二来也是想就整顿军备事宜向他做些讨教。毕竟老种是身经百战戎马一生的宿将，在这方面的经验比他丰富得多。

然而大出李纲意料，种师道非但没有赞附他的话，反而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主张：为长远之安全计，朝廷应趁此战事暂息之际迁都长安。

提出这个主张，种师道显然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徐徐地呷着清茶，用低沉苍老但相当肯定的口吻对李纲指出，汴京外无形胜之固，河北乃一马平川，极利金军的骑兵驰骋，实属易攻难守之地。边寨烽火一起，顷刻便可燃及城下。太祖当年建都于此，主要是出于经济财政方面的原因。然以战略目光视之，以此地作为京城很不适宜。此番汴京险遭倾覆，给我们敲了一记响亮的警钟。此险可一而不可再，京城西迁势在必行。

迁都之议是当金军兵临城下时，白时中、李邦彦等人早就提出过的。这个建议当时就被李纲坚决地否决掉了。虽然李纲明白，现在种师道提出迁都，其动机性质与李邦彦之辈完全不是一回事，但他仍然很难接受这个主张。

他辩解道，汴京乃大宋经营百年之都，基业庞大人口众多，一旦动迁损失甚巨。汴京外围无险可守不假，但拒敌未必非赖天然屏障。只要防御力量部署得当，完全可以弥补这个不足。

种师道承认，迁都是利弊并存，但认为目前只能是两弊相衡取其轻。防御力量部署得当是足以御敌，地形条件不是唯一的胜负因素，问题是宋军历来兵无常帅将无常师，互不统属令出多门，何以能形成统一部署，又何以能做到相互配合？

李纲说这个问题只要引起皇上的重视，一道圣旨便可解决。

种师道反问：“如果皇上不下这个旨呢？皇上心里今天想的是什么，明天想的又是什么，你能猜得准吗？你能保证皇上对你时时刻刻事事处处都言听计从吗？”李纲说：“那就事在人为了，京城巍然不动，起码是抗金胆气可壮，军民之心可安。”种师道苦笑道：“我看那也未必，前者大兵压境时，京师何曾迁动，君不见有多少军队不战自溃，又有多少官员挂印而逃？”

李纲说：“这恰恰说明京师是动不得的。京师未动尚且如此，动辄必然造成恐慌混乱。若是金军闻风起兵乘虚而入，局面如何收拾？”种师道说：“所以说迁都须择机而动。前者兵临城下时，非死战无以求生，坚守汴京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眼下金军全线北撤，元气未复喘息未定，暂时是无力大举进军的。况且金人也不会料到我们会在此时迁都，正好利我从容行动。倘若此机错过，一旦风云变幻，那可就欲动也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