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2/6页）

当战斗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突如其来地打响时，宋军的阵脚不但没有因遭受猝然打击而产生丝毫紊乱，反而以超乎寻常的反应速度，立即展开了章法严密的强硬还击。仿佛是宋军早知道金军要来，就等着此时百炮齐鸣万箭齐发地去收拾他们似的。突袭战讲究的就是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一旦这个效果没有达到，下面的仗往往就会变得非常难打。所以尽管金军攻势凶猛，但在具有充分准备并在兵力地形上均占绝对优势的宋军的坚决抵抗下，终是未能跨越雷池一步。

这就不能不归功于李纲的严厉督导。当夜封邱门守军以旺盛的斗志力挫金军，消息传开，全线鼓舞，而麻痹轻敌思想亦不免有些冒头。李纲深知金军素有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虎狼作风，马上传令训诫前沿各部，金人狡诈异常，战事随时可生，务必戒骄戒躁，不得片刻疏忽。所有城防部队必须通宵值守作战岗位，所有的预备队亦必须人不离甲马不卸鞍，全体官兵都必须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此时李纲的权力和威望正如日中天，令出如山倒，没人敢于以身试法打半点折扣，因之成功地粉碎了金军趁拂晓再度突袭的险恶阴谋。

新酸枣门一战延续至平明时分结束，金军弃尸千余，而宋军的伤亡则微乎其微。汴京城防岿然不动，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事实再次击破。

捷报于早朝前传递进福宁殿。由于忧虑过甚彻夜失眠被弄得面皮水肿神色委顿的赵桓郁气长出以手加额，庆幸总算是皇天赐福，保佑大宋王朝又挺过了一劫。他却不曾去想，倘若汴京防务仍是由蔡懋掌印，此时的情形当是如何。

二月七日夜和二月八日凌晨的战事，是奠定这次宋金交手胜负格局的终结篇。

从宗望的作战意图上讲，这两次突袭，是他为摆脱金军所处的困境而进行的最后努力。对于这个努力的成效，他是抱有一定的侥幸心理的。据他揣测，宋朝君臣这两日着重忙于议和，城防状态必然疏松。加上官员迁贬频繁，亦会造成军政管理上的混乱。纵使李纲复职，意欲重整旗鼓，一时也不可能做得面面俱到，这里面便大有空隙可钻。如能趁此机会搞个突然袭击，将汴京打开一个缺口，那么整盘棋子便可走活。

到那时，他可以用一部分杂牌兵力纠缠住宋朝的外围部队，同时派出一支精锐铁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甩开两翼直插皇宫。只要这支突击队能够生擒赵桓，任凭宋朝的增援兵马再多，任凭李纲、种师道再多谋善战，也统统无济于事了。逼迫着赵桓写下一纸归降诏书，一切便可全部搞定。

倘若当真能够打出这种结果，那绝对可算是奇勋一件。甚至在后世的兵书上，也将永远记载下这个以少胜多的杰出战例。

这个大胆的设想可行与否，宗望召集众将计议。

金将们多为好战之徒，一听商议开战，情绪便十分亢奋，一致认为天赐战机与我，不用是个浪费。于是趁夜突袭汴京的作战方案，没费三言两语便敲定下来。至于这样做是不是有悖和约，是不是背信弃义，则没人拿它当个事。

可惜的是这一剂奇方猛药并未如期产生妙手回春之效。莫说飞兵直捣大内生擒赵桓了，上万人马忙忙活活地前后折腾了几乎整整一宿，损失精兵千余，结果连汴京外城的城墙垛子都没爬上去一兵一卒。

面对这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宗望不得不认账，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自己还是低估了对手，而且动手也迟了。宗望心知，宋军能将城防守卫得如此无懈可击，肯定与李纲重掌帅印有关，他后悔自己错过了出奇制胜的最佳时机。如果是抢在李纲复职之前、在大唱议和高调的同时就突然动手，也许成败便当另论。一介儒生与之对垒，竟令他这个百战沙场所向披靡的铁血元帅屡遭重创，这使宗望在火冒三丈之余，又由衷地生出一种惺惺相惜的敬意。他甚至曾闪现过这样的念头：如果有朝一日能与李纲同坐一席煮酒论兵促膝长谈，那将是此生的一大快事。

偷鸡不成蚀把米，众金将输红了眼也杀红了眼，都嗷嗷地叫嚣着要整顿人马再战，要与宋军拼个鱼死网破，不成功便成仁，大不了马革裹尸还。

宗望自然也是输得很不甘心，也不是没有涌起过破釜沉舟死拼一场的冲动。但他的全局观念到底高于众将一筹，还是以理智控制住了情绪。作为南下伐宋的东路军的最高统帅，他要为手下这数万名将士的生命负责，更要为派遣他出征的大金国朝廷负责。这种责任感提醒告诫着他：他没有权力任性而为意气用事，没有权力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以致将大金国这支宝贵的野战主力带进全军覆没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