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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何庆言的效果很理想,令索天雄对即将发动的请愿行动信心倍增。当晚他原想去看望一下李纲,然而他还有事要做,便只好让索飞春代劳了。他在当晚需要完成的事情主要有两项:一项是派人联络城中的各路民间武装,告诫他们务必做到明散暗不散,百倍警觉紧握刀枪,谨防金军突然袭击;另一项就是向王宗楚和蔡懋发出必要的警告。后一件事属于绝密行动,只能由他亲自出马单独完成。待到他将事情一一办妥,已是二月四日黎明时分。

二月四日这一天,索天雄亦是相当忙碌。他从外面返回义勇队的临时指挥所,只睡了不到两个时辰便起了床。他要抓紧了解舆论造势的情况,同时还要进一步考虑请愿发起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当以何种措施应对。

舆论造势的情况令人振奋,汇总从各处反馈回来的消息,无论士农工商兵丁衙役,拥戴李纲者均占绝对上风。经过串联策动,四区八厢业已群情沸腾。可以说眼下的汴京城里,抗议朝廷罢战乞和之势已如遍地干柴堆积,只待丢下一个火种,便可燃起烈焰。根据这个形势看,发动请愿的条件已经成熟。至于朝廷可能采取的对抗手段,索天雄想,归纳起来无非是软硬两手,或者是软硬兼施。他经过反复思考,亦皆想好了应变方案。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由谁来向朝廷发出第一声呐喊。

面对这个问题,索天雄一时有点难以决断。挺身而出充当请愿运动的始作俑者,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假如朝廷要制裁,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人。即便是朝廷慑于民众的声势不敢当即予以抓捕,也难保它不搞秋后算账。所以,要充当这个角色,必须得有一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

请愿的总策划者是索天雄,索天雄作为城里民间抗金武装的头领之一,在百姓中又有较高的号召力,按说这个领头羊由他本人来担当是最合适不过。但索天雄不打算这么做。这倒不是因为他怕事,而是基于某种另外的原因,基于埋藏在他心中的某种长远大计。为了那个长远大计,目前他不想跳到前台,成为官府的注意目标。充当请愿运动的幕后策划人,对他来说已属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了。

然而这么大的事,自己不出头,又怎么好动员他人去冒这个风险?

索天雄正为难间,索飞春从外面带回来一个消息,恰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千余人,要在二月五日早朝时刻齐聚宣德门前伏阙上书。

所谓太学生,即中央官学中的生员。宋朝对学校教育相当重视,在宋朝初建就设立了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仁宗庆历四年建立太学,国子监则成为掌管教育的行政管理机构。神宗时,经过王安石变法,太学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各项制度趋于完善。至徽宗时,复于汴京城南扩建太学,将外、内、上三舍生员定额由初时的数百人扩增到三千余人,使太学的规模达到极盛。太学生类似当代的大学生,他们多以精英自诩,极易热血沸腾,所以历来的大规模民众运动,都是以青年学生为先锋队和中坚力量者居多。

首倡伏阙上书的太学生陈东,字少阳,是镇江丹阳人,时年已逾四十岁。由于性格耿直,不肯随波逐流,他一生不曾入仕,没有得到过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机会。但他做过三件大事,即他向朝廷的三次上书。除了这次,其余的两次,一次是此前的请诛六贼,另一次是此后的建炎元年的反对朝廷将李纲罢相。陈东由此青史留名,却也因此而招致了杀身之祸。

陈东上书之事与索天雄无涉,却正与索天雄的行动计划不谋而合。索天雄闻讯当即拍板,就以陈东上书为契机,以支持太学生的爱国行为为理由,发动市民掀起大规模的请愿运动。根据事先的策动和摸底情况,索天雄估计,事发之后参与请愿的民众达到数万人应当不成问题。而后来的事实是,这个人数高达十万以上。

靖康元年二月五日早朝时分,随着宣德门前被太学生们敲响的登闻鼓声,这场著名的请愿运动的序幕拉开了。

登闻鼓为向朝廷紧急奏事之用,平素不得擅击。赵桓闻报有人击鼓,还以为又出现了金军攻城的险情。派遣太监出宫探问,方知乃是太学生在伏阙上书。

陈东的奏牍洋洋千言,限于篇幅,这里不予全文引述。其大意是,李纲、种师道皆是社稷之臣,而李邦彦之辈庸谬不才嫉贤妒能不恤国计,实为国贼。罢免李纲等人的职务,非但堕邦彦计,亦堕金虏计,无异自毁长城,乃至全城骚动,咸谓不日将尽为金虏所擒矣。因此,乞朝廷复用李纲等忠良,而去邦彦等奸佞。事关国运刻不容缓,宗社存亡在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