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与建安年间政治悬案(第4/10页)

真正要留意的,是前两句:“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东方就是东都洛阳,进一步引申为天子所在的都城,从这一点对照,那么“专城居”显然该用第二种解释,即京官。

秦罗敷的丈夫能统领一千多名骑兵,又是京官,这究竟会是什么职位呢?

查《汉官仪》,可知长水校尉,统乌桓骑兵七百三十六人,员吏百五十七人,加起和来恰好一千之数。查遍汉代官职,同时符合“千骑”“京城”与“近官”的,唯有秩比两千石的长水校尉而已。

长水校尉属北军诸校,掌屯于长水与宣曲的乌桓人和胡人骑兵。汉末虽然这个职位早已不统兵,但编制仍旧是存在的。

既然秦罗敷和焦仲卿同为建安人物,那么她的夫婿也该是建安时人。而建安一朝里,担任长水校尉、可以查到的只有一人——种辑。

这一下子,把我们从庐江远远地抛去了北方的许都。

长水校尉种辑,和车骑将军国舅董承、昭信将军吴子兰、议郎吴硕等人都是献帝身边的忠臣。他们在建安四年接了汉献帝的衣带诏,密谋反曹,结果在建安五年正月被悉数诛杀。

秦罗敷在庐江采桑,她的夫婿却在许都因为反对曹操而死。这本身已经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而种辑被杀三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三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陡然让这一层关系变得更不寻常。

建安五年元月,董承、种辑等伏诛;四月,孙策在丹徒遇刺身亡。

表面上看,这两件事并没有任何联系。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两件事的性质,就会发现其中意味深长。

孙策生前一直策划“阴欲袭许,迎汉帝”,以他的实力,这计划如果真的实现,只怕曹操会有大麻烦;而董承的计划如果实现,汉帝自立,习惯了“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也会有大麻烦。

这两件反曹大事一内一外,目的惊人的一致,发动的时机如此接近,而失败的时间也近乎一致,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深思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回过头重新检视孙策在江东的声望。他“诛其英豪,威行邻国”,收人无数,也得罪人无数。破陈瑀,杀严白虎,杀高岱,杀许贡,杀于吉,杀周昕,孙策每杀一个名人就在暗中多树了许多敌人。陈登曾经偷偷发给严白虎余党印绶,让他们对付孙策,好为陈瑀报仇,可见就算许贡门客刺杀失败,后面等着对付孙策的人,还排着长长的队呢。

而庐江郡,恰好也是这么一个孕育着对孙策仇恨的地方。

建安年前,庐江太守陆康深孚人望,与孙坚原来关系还不错,孙坚还曾经救过陆康的儿子。可当袁术派遣孙策攻打庐江的时候,急于获得地盘的孙策采取了激进的手段。“围城数重。康固守……受敌二年,城陷。月余,发病卒,年七十。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厄,死者将半。”(《后汉书》)后来东吴的中流砥柱陆逊陆伯言,当时也在城里,在围城前被送去了吴中,才得以幸免。

陆康被孙策逼死之后,陆氏宗族也大受波及。庐江变成了孙策扎在江东大族心头上的一根刺。后来孙策、孙权两代极力拉拢陆康的儿子陆绩、从孙陆逊,也是存了舒缓抚慰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庐江被围的时候,“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还赴,暮夜缘城而入”,这可以与臧洪被杀时“洪遣司马二人出,求救于吕布;比还,城已陷,皆赴敌死”相比较。可见陆康麾下对陆康的爱戴忠诚,不逊于“烈士”臧洪。

如此忠诚之士,看到自己主人因孙策而死,主家残破,会有什么举动?不言而喻。

《孔雀》诗里,焦仲卿描述与刘兰芝新婚燕尔,“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而那时候他早已经是府吏。也就是说,在陆康为太守时,焦仲卿就在太守府供职,可以称得上深蒙陆康知遇的“庐江故吏”。

于是在建安五年的两件大事——刺曹与袭曹——在看似毫无关联的庐江郡发生了相交。其中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与反曹先锋种辑有姻亲关系的秦罗敷,另一个则是主人愤死的“庐江故吏”焦仲卿。

仔细读《孔雀》一诗可以发现,焦仲卿是很忙碌的。刘兰芝就曾经抱怨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这几句抱怨提供了两个重要线索。第一,焦仲卿非常忙碌,很少回家;第二,他是个“守节情不移”的人。作为府吏,工作忙碌是可以理解的,可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为何刘兰芝要用“守节”这个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