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 1592（下） 第十章 东亚第一骗局（下）（第6/8页）

群臣对石星意见汹涌，首辅落井下石，而皇帝的态度更加坚决。

万历皇帝对石星的不满到了极点。办事不力，这是能力问题；撒谎撩屁，这就是人品问题了。皇帝不恨无能，不恨贪渎，最恨的是不忠。本来在开战之初，石星与万历配合的十分默契，第一次援朝时也办得尽心竭力，怎么你这浓眉大眼的，也叛变革命了呢？

恰好这时候南原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震动。于是万历痛恨交加，给石星罪加一等，说他“谄贼酿患，欺君误国。”直接下狱论死，家人发配到广西柳州卫所。那会儿广西还是遍地土司的蛮荒之所，移居过去对孤儿寡母来说是九死一生。

石星枯坐在京城的监狱里，自己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居然就这么结束。当年他在北京的旮旯里翻出沈惟敬的时候，可没想到这老东西会惹出如此之大的麻烦。石星是个读书人，不希望被押出去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砍掉脑袋。他决定体面地结束自己的一生，开始绝食——他这次成功了。

数年前还风光不可一世的兵部尚书，就这么活活饿死在了监狱之中。

很多人对石星在战争前后大相径庭的表现而惊讶，一个力排众议坚决开战的抗日名臣，为何会沦落成一个一味屈意媚日的主和派呢？

他们既高估了石星，也低估了石星。石星对日开战不是出于高尚的民族觉悟，对日和谈也不是出于天生的汉奸贱骨头，他这一切所作所为看似矛盾，实际都是有一个动机一而贯之——好官我自为之。

石星年轻时候以直言而著名，经过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磨砺，棱角已被磨去，他变成大明朝众多碌碌官僚中的一员。这些官僚最显著的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最好什么风险都不出，一直到告老乞归，衣锦还乡。

六大部委之中，要属兵部尚书最难做。兵部负责的是打仗，只要一打仗，就一定会存在风险。当初石星被委任为兵部尚书，打心眼里不愿意干，好几次请辞都没被批准。如何规避风险，成了石星在任上的主要课题。

初期石星对日力主开战，不是出自自己的判断，而是因为万历皇帝力主开战——紧跟皇帝的决策当然是最安全。当时的石星，其实没把日本当成多大的麻烦，不然也不会漫不经心地找一个市井无赖沈惟敬去负责和谈。在他的想象里，这不过是一次中等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消明军入朝打上几场胜仗，记下几笔功勋，就足够了。

可是日军的顽强远远超出了石星的预计。宋应昌、李如松在朝鲜战场表现不错，可每一场仗都打得危机四伏。作为兵部最高决策者，石星深知其中凶险，他不想冒着崩盘的危险继续打下去，胜了固然好，若是败了，他难辞其咎，风险太大。

惩于这种保守心态，和谈成了他必然的、也是必须的选择。所以他的一切矛盾行为——对宋应昌态度的变化，对南军态度的变化，对沈惟敬态度的变化等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风险规避。因此即使沈惟敬的谎言漏洞百出，石星也不愿意或不敢去多想，只得这么一条道儿陪着沈惟敬走到了黑……

石星不是个坏人，甚至不是无能之人，作为萧规曹随的守成之臣他表现得很出色。如果生逢盛世，石星也许可以安稳地做完兵部尚书，甚至进一步入阁。他落得这么一个结局，除了要归咎于性格上的弱点以外，大概也只能说是生不逢时吧。

现在石星死了，杨方亨、李宗诚等人受了惩处，孙矿、谢用梓、徐一贯等相关人员也各有处理。而这起“封贡”闹剧的始作俑者沈惟敬呢？

早在万历把石星革职的同时，他重新调整了人事布局，由萧大亨暂时代理兵部事务，兵部左侍郎郉玠接替孙矿担当经略一职，辽东布政使杨鎬担任经略朝鲜事务，与李如松起名的回族名将麻贵担任御倭总兵官，各地调集人马，准备二次援朝。

而邢玠走马上任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捉拿沈惟敬。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沈惟敬一直呆在釜山附近，有点风吹草动，便能立刻逃入倭营中。一旦让他投靠了日本人，朝廷最后一点脸面可就挂不住了。当时明军在朝鲜兵力不多，只有驻守南原的辽东军杨元和驻守忠州的南兵吴惟忠，其中杨元和沈惟敬比较接近你。郉玠为免打草惊蛇，叮嘱杨元要秘密逮捕之。

杨元接了任务，表面上若无其事，暗地里开始暗暗跟踪沈惟敬的行止。他发现沈惟敬带着一个三百多人的小营，只在宜宁、庆州附近活动。

杨元决定先解除他的武装，假借驻军将领的名义，偷偷以移营、换防为借口，把他身边的人更换一空。其实沈惟敬在军中毫无根基，杨元这么做只是为了预防万一。捉拿沈惟敬是头等大事，不能有一丝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