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后记

本书首版，倏忽十载。其间追摩前贤，随时有所校订，又陆续收到师友同好的意见提示，指出文字材料以及史事的一些具体问题，遂专用工作本予以标注，留有以待。著述不在博一时之誉，而要力争留得下去，敝帚自珍，便是不苟且的开端。近来北京大学出版社有意再版，于是将书稿通校一过，自觉尚无大的调整的必要，只做了若干技术性改动：一、校正或补注个别字句的错误。二、调整、增加自然分段。三、依照现行规定统一规范注释。四、重新编排征引文献。五、将人名简称改为全称，以免混淆。六、增附主要人名索引。

另有几点说明如下：

庚子勤王，很能体现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的诸多秉性。一旦国家民族面临巨大危险，各种身份地位态度迥异的个人派别往往能够相互沟通，虽然目的不一，却又彼此兼容，妥协合作，以求聚集能量，奋力一搏，挽救危局于大厦将倾之际。今人治史，学习域外，以整体史相标榜，实际操作却分门别类，画地为牢，整体全貌反而散失。中国社会，虽然分合不定，可是大小传统，大小文化，大小历史，长期并存互渗，相互联通，甚至根本无从区分。用域外生成的分层分类办法加以解读，难免削足适履。坐井观天固然不知天，坐井观井也无法得知此井与彼井究竟有何异同。

政治角逐没有永远的敌友，各种政派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远非教科书式的此疆彼界所能截然划分。而且中国为伦理社会，血缘、姻缘、地缘、业缘等社会纽带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即便生死相争的拼斗背后也有割舍不断的千丝万缕。庚子勤王，上下内外的联系错综复杂，最能体现上述各节。其中许多史事，不仅意料之外，而且匪夷所思，对于时下各种有招的范式解读无疑构成极大挑战，确证事实胜于雄辩的故训，昭示学人应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念研治全然单体的实事，不受任何招式的束缚，才能看出个别之间无限延伸的联系，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前人关于庚子勤王的认识，受康门师徒的有意误导、材料的隐秘晦涩以及后来观念的影响，解读史料，叙述史事，偏差过大。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梳理解读材料，尽可能近真地重现史事，便成为立说成败的基础。为此，自然要做大量的史料史事的考辨。只是拙著的重点，在于通过史料的排列辨析重现史事，并以尽可能通达的方式加以叙述。按照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的看法，将材料梳理清楚，史学的功能已毕。如果不是望文生义地理解什么叫作近代的史学就是史料学，如果明白将材料梳理清楚有多少玄奥和深意，如果懂得考证是聪明的事业，这一说法并无不妥。当然，简单理解也不免滋生流弊。

治史首要，在于恰当处理新旧材料的关系，由此可以不断近真并得其头绪。研治庚子勤王的历史，相当典型地体现出旧材料一经与新材料融通，立即成活一片的意境，既可发覆，亦能贯通。若是基本材料和事实不熟，即使看到重要的新材料，也不能敏锐捕捉，更无法用得其所。只有打破以类型预设价值的误解，对所有材料一视同仁，以史家良法爬梳比勘，善于把握运用，才能超越老吏断狱，不仅实事求是，而且以实证虚，从伪材料可见真历史。而要做到上述各节，背后仍以宋代的长编考异之法为基本。

随之而来的或有所谓史与论之辨。尽管事实胜于雄辩已成俗语，不少学人仍然认为，历史的叙事与说理应分为两端，而且相比之下说理显得技高一筹。无论有无说理的必要或高明的意思，总要端起说理的架势。而所说之理，并非由所治之史事蕴育总结而来，大都不过是以域外之陈言为华夏之新知。

史论之分在20世纪前半叶相当少见，虽然周予同等人将史家大别为史观、史料二派，一般学人还是知道高下之分，既不能以抄撮为著述，也不能用材料套架构，所以高明者不可能单靠一面而能深入前人前事的本意本相。即使有所侧重，也不至于偏于一端。况且，史观能否贴切，根本仍然在于是否能够恰如其分地条贯材料与史事，理解本意，重现本事。那些看似头头是道，其实距事实真相甚远的理论，只能是面向庸众与外行的自欺欺人。

本书以《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为题，并非图个方便而已。原拟最后再写一章，梳理参与庚子勤王的各方各人在直到民初政局变幻中的行事。清季不必论，民初政党林立，仍然可见这些人的身影。尽管其中有的似乎已经显得不太重要，可是如果注意到这一层面，对于民初的历史认识会深入得多。只是本书篇幅已经够长，而要说清楚后续的史事仍需长篇大论，考虑再三，还是另起炉灶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