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党争的发酵：山东巡抚之争（第4/8页）

朱红灯在杠子李庄得到了袁大人率兵前来围剿的消息，于是他率领拳民向平原县城方向的一座神庙（森罗殿）转移。正是在向森罗殿转移的路途中，也许是还沉浸在刚刚占据一座村庄的喜悦之中，也许是为了安全起见、吸引更多的百姓加入，更或许是预感大难临头，临死前疯狂一把，朱红灯和他的队伍变得跟过去有些不太一样了。

简单地说，朱红灯变得已经不像官兵口中所说的“拳匪”了，他主动改变了形象，自制了一身官袍穿在身上，像“官”那样大摇大摆地坐上了轿子，而他的队伍中打出了一面旗帜，一面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旗帜，这就是——

“天下义和团扶清灭洋”！

“义和团”的名号终于从原来只躺在官方文件中走向现实、走向大众了。从种种情况来看，这是史上“义和团”第一次公开亮旗。这不是简单的一字之差，也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在当时的情况下，“团”和“拳”是不同的，“拳”是朝廷要打击的，而“团”是朝廷承认的，甚至欢迎的。比起过去叫作“义和拳”，“义和团”更像一个光荣的合法组织，虽然这个名号是朱红灯他们自己打出来的，但光名号听上去就有“很官方”的感觉，能够让人忘记过去被称为“拳匪”的历史——也就是从现在开始，“义和团”将逐渐取代“义和拳”，成为这个组织的正式称号！

当然，关于“义和团”的旗帜到底是如何打出的，在目前的史学界还是存在争论的。这倒不是因为第一手资料太多，而是资料根本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另外一种很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是毓贤直接下令给拳民队伍改名为义和团，我认为，这种说法其实就是从毓贤向朝廷提出“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顺延而来。前面我们知道，毓贤同志采取的是“剿抚兼施”的手段，而“命令改拳为团”实际上是夸大了这位正在骑墙的同志“抚”这一手的手段。要知道作为官场老狐狸的毓贤是绝对不会在朝廷还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擅自命令“改拳为团”的，这相当于私自招安，更何况除了“抚”的这一手，毓贤也一直在“剿”，即使他下令给拳民，拳民也不一定听他的啊。

在我看来，“义和团”这个名字的公开登场，是朱红灯的队伍自己改的，用一句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它是“人民群众”之首创。而它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朱红灯和他的同胞们骨子里对“官”的向往和认可，也许“做官”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革命性”还不太彻底。王朝历史上很多反“官”之人，一有机会，立马就变成另外一种“官”，很多反皇帝之人，一有条件，立马腐朽堕落，变成另外一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皇帝”。

那么朱红灯为何会知道“义和团”这个名号？这其实是并不奇怪的，既然两任山东巡抚都有过“改拳为团”的想法，朱红灯的队伍又时不时跟官府进行下“谈判”，就不可能不听到风声。而正如之前“扶清灭洋”的口号一样，积极“向官方靠拢”，给自己不合法的活动找件合法的外衣，这一直是基层百姓们的智慧啊。

袁世敦率兵包围了森罗殿，朱红灯侥幸逃出，就在逃跑过程中，已经“官化”的朱红灯“脱离群众”的作风引发亲信对他强烈不满，再加上逃亡途中大家都比较饿，分赃不均，亲信们竟然企图杀掉朱红灯。内讧中，朱红灯被手下人打伤逃走。11月21日，饥困交迫的朱红灯在茌平落到清兵手里，两天后（23日），清兵用重金收买了心诚和尚的外甥，心诚和尚被出卖落网，和朱红灯一起被押解至济南。

毓贤似乎成功了，义和拳两大著名头领都落在了他手里，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和拳问题的一举多得的策略也有了，看来他能够在巡抚宝座上坐稳了，然而，毓贤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巡抚也不好当啊。

朝廷里先是有人弹劾他“纵兵开枪”，“剿”得过火，虽然毓贤把罪名推到了袁世敦的身上，但仍然被传旨申饬，而袁世敦连顶戴都没了（“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著一并革职”）。

没过几天（11月28日），又一道上谕来了，这次是指责毓贤偏袒拳民，“剿”得不力（“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巡抚毓贤又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至滋生事端”）。

再过几天（12月6日），毓贤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因为他知道了那个最后的结果，上谕：命山东巡抚毓贤来京陛见，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山东巡抚。

上谕虽然没有明确撤毓贤的职，但这已经是变相地撤职。此时的毓贤一定很想知道：为什么是袁世凯替代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