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革命最低潮中成立同盟会！

孙文提出“三民主义”

新的一天开始了，孙文失望地离开台北指挥部，回到日本。离开之前，他表达了对日本政府的不满：日本在八国联军中出兵最多，原以为日本在八国中也会奋力居主导地位（意指不接受“门户开放”政策，不顾其他七国，单独出兵占领厦门），那么我也会奋力崛起，与日本政府步调一致；没想到日本政府优柔寡断，坐视利益为他国所取，本人的革命事业也不得不受到挫折！ 孙文已经完全明白了，日本政府所谓“支持”他的革命，只是出于利益，而不是道义。 革命进入了最低潮。从1901年年底到1903年下半年近两年的时间里，孙文主要居住在日本。他很孤独，但又并不孤独，他的身边还是有女人陪伴的。 我们知道，18岁的孙文曾奉父母之命与卢慕贞结婚，那时候他还在香港读书；返回香港后，孙文认识了比他小7岁的教友陈粹芬，两人开始同居。此后，陈粹芬基本都在追随孙文的脚步，陪伴在孙文的身边，两人在共同生活中结下了革命情谊。 1897年，经历“伦敦蒙难事件”的孙文返回日本，在横滨华侨的家中，认识了小他17岁的日本少女浅田春（时年15岁），两人相恋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1902年，浅田春去世，此时孙文又向比他小22岁的横滨高中女生大月薰提亲，得到了大月薰父母的同意。第二年，时年16岁的大月薰与孙文结为“内缘婚”（实质性婚姻，没有进行婚姻登记并举行婚礼）。 在孙文与浅田春和大月薰生活的这段时间里，陈粹芬陪伴在孙文身边。 在那个年代，男人三妻四妾并不违法，而且没有重婚罪，孙文并不违反传统与法律。只是孙文是基督徒，他并没有遵守基督教一夫一妻的规定。冯自由就曾怀疑孙文是否真的为基督教徒，因为他与孙文同在日本与美国时，他发现孙文除了发表革命演说外，从未去过教堂。 孙文在日本有限的华侨中筹款，但是三洲田起义伤亡巨大，再加上朝廷在国内外不断对这个“匪党”组织进行反动宣传，恐吓与兴中会有关的人员要杀头或者株连九族，很多人对兴中会已经避之不及。革命已经到了一种最低潮，连成立数年的兴中会的这块牌子都必须换了。既然“革命”这两个字很好，很有高端的意义，孙文就把兴中会改称为“中华革命党”，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含有“革命”两个字的组织。其实对于当时的孙文来说，叫不叫兴中会是无所谓的，只要意思能传到位、能筹到款就好，但是，孙文对兴中会原来的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却有了重大突破！ 孙文确定的新的十六字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几年以后，孙文会把它再次进行精炼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大主义”（后改称三民主义）。现在，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这个新的革命理论。 民族主义，这是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提炼而来，它的内容就是反满。一直以来，汉人中是存在所谓“夷夏之防”的，也就是说，汉人才是正统，其他少数民族并不属于“中国人”。而几千年以来，“民”和“族”其实是很少组合在一起使用的，虽然也有“民族”一词，但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正是为了反击孙文等人的排满革命，梁启超借用日文中“民族”的近代含义，把“中华”与“民族”相连，竟然生生造出了“中华民族”一词，彻底超越了传统“夷夏之防”等狭隘民族观念和“大汉族主义”。 梁启超的意思是，中国大地所有的人都属于“中华民族”，由于当时大家了解到的民族主要有五个（汉、满、蒙、回、苗），这五族都属于“中华民族”，既然大家原本就是一家人，所以只要政治革命（改革），而不要种族革命（暴力排满）。你们革命党人把所有的罪恶都推到满人身上，鼓吹只要驱逐了满人就万事大吉了，这样确实可以减少了汉人的阻力，缩小了打击面，唤起汉人对革命的支持，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只要把“鞑虏”一驱除，自然就万事大吉了，但这样的共和只是汉人的共和，并不是中华民族的共和，那么你们三民主义的第一条民族主义，就是最明显地要反对共和的呀。 梁启超的说法确实是与时俱进，那么孙文也与时俱进。在“民族主义”理论中，孙文很快吸收了梁启超的观点，一般不单独提排满反满了，只提反对满人中腐朽的皇帝和统治阶级，后来甚至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概念，也是对这个理论的提升。 而在中华民族的敌人还有入侵的列强，孙文的民族主义并没有要赶走列强的意思，难道只是因为孙文的革命要借助列强的“帮助”才故意回避？其实在孙文看来，情况不是这样的，这就必须说清楚他的下一个主义——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这是从“创立民国”提炼而来，孙文心目中的“民国”，就是民主共和之国。参照他比较熟悉的美国模式，废除世袭的君主，由人民选举最高领导人和政府，实现民权。 实现民权和实现民族独立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观点——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如果一国之内的人民真正实现了民权，得到独立，那么离富强到废除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和赶走列强也就不远了。反之，民族主义如果不是来自于人民自身的独立性，而是来自于其寄生性，则是危险的，明治维新中的日本就是以这个理论为指导最终实现独立的。如此看来，孙文并不是反对彻底的民族主义，只是借鉴了福泽谕吉的观点，想学明治维新中的日本。 接下来就要说到民生主义了，它提炼于“平均地权”，相比前面的政治革命，这是社会革命（分配财富）。大家知道，土地是任何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土地所有权问题是一国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按照孙文的设想，他主张“土地国有”。在将来“民国”成立之后，由政府把全国的土地定个价，以这个价来向地主收税，由国家以这个价格把土地从地主手中买过来。地主得到了钱，政府得到了土地，可以在土地上发展工商制造业、房地产业等等，那么土地上的这部分增值就和原来的地主没有关系了，增值部分是全体国民获利，这就是“平均地权”。 可见，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理论。根据孟德斯鸠等正统的“资本主义”理论，它的核心是私有制，土地永远是私有的，私人只有把土地出卖给政府的权利，而没有义务，除非他自己想卖，政府就无法获得私人土地。这是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出发的，但也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弊病：土地被大资本家垄断，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以及工人、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对立，反抗事件不断发生。 1896年伦敦蒙难事件之后，孙文曾经在大英博物馆阅读大量的英文原版书，其中包括马克思著作。孙文还有可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读到《共产党宣言》英文原版的人。孙文的“平均地权”部分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又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很不相同。无产阶级是主张用暴力手段而不是赎买把土地从地主和资本家手中夺过来变成国有，但孙文的革命恰恰需要向地主和资本家筹款，于是提出了平均地权理论。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孙文的三民主义本身并不新鲜，但他却能结合国情，他把凡是他认为有用的、值得学习的东西都统统吸收过来了，揉捏成了一个集大成的“主义”，或者说是“有中国特色”的主义。孙文也成了一个结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容合了东西方的政治家。 是的，西方用枪炮把古老的中国拖入近代，但对于中国如何走向近代化，西方不会也没有能力给出答案。西方也怀疑古老的中国接受他们价值观的诚意和能力，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摸索。孙文希望用对文明饥饿般的追求，来补偿过去的落后与野蛮，他太想建立一个理想国了。对他来说，任何理论只要有用，他是来者不拒的。其实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马克思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和当时西方社会的环境有关，都有自己的“因”，理论只是一个功能性结果而已。孙文并不在乎“因”，他重视的只是“果”，为了获得结果，他可能也是“不择手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