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李鸿章一生的最后一次议和

慈禧很早就在暗中“求和”

6月22日,在颁布战争总动员令的第二天,慈禧接到了裕禄的报告:大沽口炮台失陷,慈禧的心就彻底凉了。

6月29日,慈禧命令总理衙门给清国驻英、俄、法、德、美等国公使秘密发出一封很长的电报,通过这些公使向各国政府直接转达朝廷的意思:与你们开战我们是迫不得已的,对于你们在北京的公使馆,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切实保护起来,义和团刚刚被宣布“合法”,但我们会想办法清剿的(“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与此同时,慈禧命令各督抚以“遣散”的名义保护传教士——“各国教士应即一律驱遣回国,免致勾留生事,仍于沿途设法保护为要。”

此时正是聂士成和裕禄在天津苦战、苦保天津之时,也是天津的义和团奋力助战之时。

而对于慈禧来说,这既是向八国示好,又是再次确认她心中的那个老疑惑——八国最大的胃口到底是什么?他们会打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会不会推翻自己的统治?所以她明确告诉各国中央政府:我们会保护使馆,也能保障传教士的安全,希望退兵。

而八国不仅毫无退兵迹象,反而在增兵,准备总攻天津,慈禧终于明白了:她虽然还不能肯定八国是不是会推翻她的统治,但一切皆有可能,而对于权力安全来说,哪怕只有猜疑也是不行的——如果八国联军攻进北京,自己就只能跑!

这对慈禧是沉重的打击,但也反而让慈禧坚定了“求和”的决心,很简单,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战斗到底”,她虽然敢“开战”,但不敢相信这一次的战争最终要和洋人拼个鱼死网破。

从这一天起,就在天津前线的将士和义和团苦战的同时,慈禧开始命人用所有的办法来和八国政府接触,试探他们的底线,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绝密中进行的。7月3日,朝廷自己出面,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向俄、英、日正式发出求和国书,而结果也是失望的,此时八国正在源源不断从海上增兵,准备进攻天津。

慈禧不知道的是,她的这种表面“战”、暗地里“和”的态度,也给了八国一个定心丸:可以做好各项战争准备,放手进攻天津和北京,中途也可以从从容容地休整(在天津就休整了20天)——反正朝廷是不会真拿那些公使怎么样的。

在对外暗中求和的同时,慈禧也没有忘记催促李鸿章尽早来京“议和”,这种事情也只有李大人才搞得定。前面我们知道,在6月21日发布战争总动员令之前,慈禧是催过李鸿章进京的,不过李鸿章没有成行。不是李大人故意抗命,而是他考虑得很清楚,此时北上于和谈无一利,因为八国此时不会开始和谈,朝廷内部也有端王集团的激烈反对;于他自己却有万害,一旦北上,个人安全都无法保障,八国联军和端王集团都不会放过他啊。

慈禧就只有接着催,不厌其烦地催。

7月1日、3日,慈禧两次催袁世凯带兵进京,被袁大人用太极拳化解;7月3日、6日,慈禧又两次亲下谕旨催促李鸿章进京,李鸿章还是没有动身,原因还是前面的考虑。

7月8日,就在八国联军进攻聂士成最后一道防线、即将攻入天津的前一天,慈禧紧急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请李鸿章“自行酌量”,能否24小时赶路紧急北上进京(“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刻延,是为至要!”)。

此道上谕一出,李鸿章如果再对北上推三阻四,那显然是说不过去了,慈禧都已经任命你为直隶总督,你还想怎样啊,至少要去谢个恩嘛,不到北京,至少要挪下窝嘛。李鸿章终于决定先到上海,再看情况决定。7月17日,李鸿章正式从广州乘坐轮船出发,此时聂士成已经战死,天津也已经沦陷(7月14日),距离慈禧第一道谕旨催李鸿章进京(6月16日),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矣。

而对于李鸿章来说,他终于又可以出一口气了,自《马关条约》之后,他遭贬、遭唾骂,一度被剥夺了所有的官职,往日的显赫和荣耀不见踪影,好不容易复出也是被“贬”到偏远的两广。而现在,终于又可以“重回北洋”了,这对李鸿章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在与前来送行的安徽老乡、广东南海知县裴景福的对谈中,李大人也忍不住大呼:“舍我其谁也!”

一个被憋屈、被压抑得太久的人,似乎又见到当年的豪气干云,然而李鸿章此时并不知道,大清离不开他的,已经只是再签署一个战败条约。

李鸿章坐轮船先去了香港,当然,李大人不是来游玩的,而是要先见一下港英总督,这就等于把和谈之事先跟英国打了声招呼,提前铺铺路,然后轮船再向着上海行使。7月21日,李鸿章抵达上海,按照事先“先到上海,再酌进止”的计划,李鸿章“酌”后的结果是:仍然不能北上,自己去了也没有用。他拿出了荣禄大人的那一招——写请假条。而且又是腿病,报告慈禧“两腿软弱,竟难寸步”,请求“赏假20日”。对于慈禧来说,她又悲剧了,他寸步都难行了,你不准也得准啊,反正他们那些大臣不是下不了床,就是走不了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