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钟和周忱

一 从《十五贯》说起

1956年浙江昆苏剧团上演了改编的昆曲《十五贯》之后,各地其他剧种也纷纷改编上演,况钟这个封建时代的好官,逐渐为成千上万的观众所熟识了。这戏中另一个好官周忱,是况钟的上司和同乡,也被赋予和况钟不同的性格,成为舞台上的人物。

《十五贯》成功地塑造了况钟这个历史人物,刻画了他的性格、思想感情。他通过具体分析,进行现场调查研究,得出正确结论,终于纠正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判断,平反了冤狱,为人民办了好事。这个戏形象地突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这个主题,是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的,是个好戏。

但是,《十五贯》这个故事,其实和况钟并不相干。

《十五贯》的故事出自《宋元话本》的《错斩崔宁》,大概是宋朝的故事。明朝末年,有人把这故事编在一部书里,题名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清初的戏剧家朱素臣又把它改编为《十五贯传奇》。现在上演的本子,是根据朱素臣的本子改编的。从故事改编的发展来说,一次比一次好,迷信成分去掉了,复杂的头绪减少了,人物的形象更典型了,深刻了,也就更生动了;艺术感染力量更强烈了;教育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者的效果也就更好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十五贯》既然是宋朝的故事,况钟却是明朝人,从宋末到明前期,相差有一百几十年,为什么戏剧家一定要把这故事算在况钟名下呢?

这是因为况钟的确是历史上的好官,也的确替当时负屈的老百姓申过冤,救活了不少人命,在当时人民中威信很高。其次,朱素臣是苏州人,对《十五贯》的故事和况钟这个人物的传说都比较熟悉。戏剧家为了集中地突出故事情节,集中地突出历史人物,把民间流传已久的《十五贯》故事,和当时民间极有威望的好官况钟结合起来,一方面符合人民对于清官好官的迫切要求,一方面也反映了一定时期的历史情况,是完全可以允许的艺术处理。

正因为如此,这故事不但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连况钟的子孙也认为确有其事了。况钟九世孙况延秀编的《太守列传编年》上说:

折狱明断,民有奇冤,无不昭雪。有熊友兰、友惠兄弟冤狱,公为雪之,阖郡有包龙图之颂,为作传奇,以演其事。惜一切谳断,不能尽传于世。

二 况青天

封建时代的官僚,被人民表扬为青天,是很不容易的事。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一贯剥削、虐待人民,和人民对立,老百姓在平常时候,是怕官的。老百姓和官的关系是,一要完粮,二要当差,三呢,遭到冤枉要打官司。这三件事都使老百姓怕官,一有差错,就得挨板子、上夹板,受到种种非刑,关进班房,以至充军、杀头等,老百姓怎能不怕?

但是,一到了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老百姓忍无可忍,团结起来暴动的时候,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人民自己已有了武装,也有了班房,那时候,老百姓就不再怕官了,害怕发抖的是官。以此,历史上每次农民起义,矛头总是首先针对着本地的官员,口号总有杀尽贪官污吏这一条。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的剥削、掠夺上面的,封建官僚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一切政治设施的最后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在封建官僚的压迫、奴役下,广大人民对于比较清明、宽大、廉洁政治的向往,对于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人民负担,申雪人民冤枉的好官的拥护了。对于这样的好官,人民作了鉴定,叫作青天。

也正由于封建时代的青天极少,所以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青天,也就成为箭垛式的人物,许多人民理想中的好事都被堆砌到他们身上了。像宋朝的包拯,明朝的况钟和海瑞,都是著名的例子。

也还必须指出,尽管历史上出现了几个青天,是当时人民给的称号。但是,也绝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以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场的政治家。不是的,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官僚,在这一点上,也和当时其他封建官僚一样,是和人民对立的。不过,由于他们的出身和其他关系,比较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痛苦,比较正直,有远见,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缓和阶级矛盾,在不损害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前提下,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对当时的生产发展,对历史的进展有好处的。因此,他们在当时被人民叫作青天,在历史上也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