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溥仪退位后的生活（第3/5页）

经过重重筛选，最后挑出四张照片，当这四张照片送到溥仪面前时，溥仪觉得四个人一模一样，看不出差别，每个人的身段就像纸糊的桶子，而且照片中头部非常小，分不出美丑来。溥仪只能根据她们旗袍的花色来判断究竟谁更有品味些，溥仪凭感觉选了一张照片。

这个姑娘叫文绣，字蕙心，比溥仪小三岁，出身并不高贵。虽然溥仪选中了她，但是端康太妃不同意，主张选出身较好颇有气质的婉容。最后经过王公大臣们的恳求，溥仪娶了她们两人，一人为后一人为妃，溥仪自己是不打算要两个妻子的，但王公大臣们说皇帝既要有后，也要有妃。就这样，内务大臣荣源之女婉容被立为皇后，端恭之女文绣被立为后妃。

婚礼的举办还是挺豪华的，一切仪式模仿前朝皇帝的礼仪。

溥仪曾回忆这段婚姻：“我从结婚的那天起，一遍又一遍地想着这个问题：我有一后一妃了，成了家了，这和以前的区别何在呢？我一遍一遍地回答自己：我成年了。如果不是闹革命，这时候我就应该亲政了。”

根据溥仪的说法，结婚的当天他并没有跟两个妻子同房。溥仪是这样说的：经过正常的仪式后，我就进入了一间暗红色的房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整个房子里一片红色，好像一摊熔化的红蜡烛，我觉得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回养心殿实在，于是便回到了养心殿看书。

溥仪身上有一些诗人气质，对于包办婚姻是不满的，结婚没多久，他就给两个老婆聘请了英文教师，教她们学习英文。溥仪给婉容请的是美国牧师的女儿任萨姆，给文绣请的是英文专家凌女士。溥仪这么做一方面是想让她们增长点见识，另一方面也想跟她们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叛逆年代

同治也好，光绪也好，都经历过一个叛逆年代。他们的叛逆集中体现在对慈禧权威的逆反态度上，结果无一例外都很惨。

溥仪上面虽然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也是被整个家族牵制着，这无疑也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绪。年轻人一到特定年龄，叛逆的性情难免会发作。

长在深宫里有时候也是非常无聊的，皇宫再好总不比外面世界自由，宫苑再美，也没有大自然迷人。溥仪的英文老师，苏格兰人庄士敦经常对他说外面的世界有多迷人，这让溥仪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很渴望到外面的世界走走，尤其是去外国看看。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很多人头上还留着辫子，尤其是京城里，留辫子的百姓相当多。溥仪作为末代皇帝，是不允许剪辫子的。如果溥仪要剪辫子的话，皇室的人就会骂他大逆不道。但溥仪确实挺烦辫子的，所以有一天偷偷让太监为自己剪掉辫子。但这个太监不敢，哭求溥仪不要这样干。溥仪一气之下，自己把辫子剪掉了。

溥仪剪掉辫子后，皇宫里一片唉声叹气，大家心想，连皇帝都把辫子剪了，看来复国是没有希望了。本来皇宫里还有一千五百多人蓄辫子，溥仪把辫子一剪，没几天的工夫，皇宫里只剩三条辫子。

后来，溥仪又戴上了眼镜，其实他很早就有近视。宫里人又对他指指点点，说清朝的皇帝从来没有戴眼镜的，这么做是违反祖制。

这段时间，溥仪跟家里人关系不是很好，他很希望出门看看，但大家都不同意，都说你身份特殊，万一出去，可能被革命党人袭击。而且紫禁城外有护卫队，溥仪要出去，必须跟国民政府商量，没有得到许可是不可以出去的，即使出去，保安措施一定要周全。所以，出去一次就意味着兴师动众。

后来，溥仪买了一辆汽车，这才可以比较方便地出城。当然，每次出城，后面总会跟着几辆车。

溥仪的老师庄士敦是个中国通，跟新文化旗手胡适素有交往。庄士敦拿出胡适的一些文章给溥仪看，溥仪对于新文化并不排斥，看了胡适的文章，颇为叹服，便让庄士敦安排自己跟胡适见一面。

溥仪曾回忆与胡适见面的经历：“不久，他果然来了，他来见我已经稀奇，可是还有更稀奇的。他一见面就称呼我皇上，我当时想，一个新文学家怎么能称我为皇上呢？怪事！怪事！”

对这次见面，胡适是什么感受呢，从他给庄士敦的信中可以了解：“我没有待很长时间，大约二十分钟就告别了陛下，去赶赴另外一个重要约会……我必须承认，我被这件小事深深地感动了。就在这里，我面对着我国最后一个皇帝，我面对着历史上所有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个代表。”

青春期的溥仪越来越反感宫廷中的那一套，生活方式越来越西化。他甚至不愿坐皇帝专用的金顶黄轿，反而喜欢骑自行车代步。对溥仪这些洋气的爱好，宫里人当然看不惯，太妃们经常教育批评，但溥仪已经很有个性了，他觉得这些东西是自己喜欢的，就应该坚持。溥仪与几个“母亲”的矛盾越来越多，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越来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