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载沣与袁世凯斗法（第2/4页）

袁世凯侥幸逃过一劫，不过他很清楚，自己现在是载沣的眼中钉，迟早他会除掉自己。鳌拜和肃顺的例子就在眼前，这段时间，袁世凯被吓坏了，呆在府里不敢出门。后来想来想去，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一天晚上，袁世凯狼狈不堪地换上普通人的衣裳，惶恐不安地离开了北京。回到天津后还觉得不踏实，想偷渡到日本去。他的门生杨士骧知道此事，让自己的儿子杨毓瑛去找袁世凯，转达自己的意思：这时候千万不能逃到日本，如果逃到日本的话就等于是叛国，说明自己底气不足，于今之计，最好的就是立即返回北京，以不变应万变，你本来就没有犯罪，应该理直气壮地待在北京。

袁世凯终于被说服了，又偷偷地跑回了北京。到了北京后，载沣给他下了一道圣旨，这道圣旨很有意思，以溥仪的名义发布：军机大臣袁世凯为国家出力很多，是国家的栋梁，朕继位以后很希望袁世凯继续为国家效力，可惜袁世凯患上了足疾，行走十分困难，不能继续为国效力，所以朕特许他回家养老，以示朝廷对大臣的体恤之情。

收到圣旨时，袁世凯大汗淋漓，他很担心载沣会宰了自己，现在知道性命无忧，总算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虽然职务全丢，但终究保住了一条性命，袁世凯还是觉得庆幸。

收拢兵权

载沣对于兵权是非常重视的，这可能跟他出使德国的经历有关。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载沣以皇帝兄弟的身份出使德国，德皇让亨利亲王招待载沣，亨利带着载沣参观了德国军队。这次参观给载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亨利告诉载沣，在德国皇室里，皇家子弟全部都是从陆军学校毕业。他们从低级军官一直升到高级将领，因此德国的军权牢靠地掌握在皇室的手中。

载沣回国之后，把德国的这种军事思想转告给光绪，认为大清应该模仿德国，皇家子弟必须掌控军权。

载沣监国后，想把军权牢牢地抓住。1908年十二月初三，载沣颁布了一道诏书，宣布禁卫军的指挥权归摄政王。载沣还派人出洋考察，回来后训练禁卫军。宣统二年，载沣又提出振兴海军和陆军，命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兵部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创办海军。我们知道，李鸿章本来已经创办了海军，但是中国海军在甲午中日海战中全军覆没。

为了将陆军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载沣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前各省督抚都身兼陆军部尚书和侍郎等职，载沣觉得这样不行，只会让督抚的权力过大，于是决定将各省的兵权回收到中央，各省督抚如果要调兵的话，必须先经过中央部门的同意。在中央，载沣把军权交给自己的兄弟们，贝勒毓朗管理军谘处事务，载沣六弟载洵掌管海军，七弟载涛掌管禁卫军。

在载沣看来，对自己掌管军权威胁最大的是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所以他重用大量留洋的留学生，企图取代袁世凯北洋海军的势力，他将一批忠于自己的留学生放到军队的重要岗位上。

载沣急欲振兴大清，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载沣任命的这些人不具备军事领导的才能。这些八旗子弟已经完全丧失了祖先们的尚武传统，这些人要想在军队中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

袁世凯回老家

1909年1月6日，袁世凯拖着沉重的身体，疲惫不堪地来到北京火车站。送行的人只有寥寥几个，跟袁世凯红透半边天时的情况完全不同。

送行的几人之中就有张之洞，张之洞虽然在政治上是袁世凯的对手，但两人多少也有惺惺相惜的感觉。看张之洞来送自己，袁世凯动容地说：“你就不担心会连累自己？”

张之洞苦笑说：“项城你走了之后，恐怕很快就轮到我了。”

袁世凯和张之洞、严修、杨度等人告别后便踏上了前往河南的列车，这是一辆绿皮火车，也就是最普通的那种。可见，袁世凯懂得低调做人的道理。

在火车上，袁世凯越想越心酸，觉得这个世道真的太炎凉了，以前自己得势时门槛都被人踏破，现在居然没几个人来送自己。

袁世凯想到自己的恩人翁同龢，翁同龢被贬谪时，朝中没有一个人敢为他说话，最后无限凄凉地还乡了。到了天津时，袁世凯听说他来了，也不敢见他，却给他写了一封信，上面还附了一张银票，让人送给翁同龢，当翁同龢看到袁世凯的书信，竟然当着来人的面哗哗流泪。

袁世凯跟家人的关系不是很好，他曾因为葬母之事得罪过家人，所以他到了河南境内后，并没有回项城老家。袁世凯究竟因何得罪了家人？事情是这样的，袁世凯生母刘氏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山东剿灭义和团。袁世凯曾提出想回家守丧，但遭到慈禧的拒绝。因此，他母亲的遗体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安葬。当上直隶总督后，袁世凯才有时间回家葬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