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个疯狂书生引发的文祸（第6/7页）

康熙十八年，开设博学鸿词科，有官员推荐他，他誓死不就。第二年，地方官又以山林隐士的名义推荐他，他仍然不去。由于名声太大，总有人推荐他做官，吕留良反感至极，最后削发为僧。这些做法无疑让他的名声更大。

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继承了他的思想，希望发生天变，经常夜观星象，扬言数年之内，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严鸿逵以看清朝笑话为乐，索伦发生地震，他说老天对清朝不满……

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也是一个坚定的不合作派，他写诗：“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还说“更无地著避秦人”，他还摘录了吕留良的门人黄补庵的诗句：“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

雍正明白，吕留良是这些人反清思想的根源，决定首先驳倒吕留良的思想。雍正指责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谤，极尽悖逆”。雍正说自古以来能够成为国君的人，都是有德之人，符合老百姓的需要，跟是不是夷狄没有关系。对汉人所谓的华夏之别，夷狄是禽兽，雍正非常反感，他说虞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他们并没有因为地域的原因而当不上君主，当上君主后也没有因为地域原因损伤了他们的圣德。所以，雍正说夷狄和中原不是什么人兽之别，而仅仅是籍贯的不同。

顺便，雍正还为清朝作了一些宣传。他说清朝开疆拓土，是中国臣民的幸运。汉人所谓的“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是非常无知的话，这种服装是天命汗遗留下来的传统。雍正特别强调，南北朝时，君主只能统治一方，南北互相诋毁。朱元璋虽然经天纬地，但威望和德行还不足以招抚蒙古，在清朝的统治下，四海俱臣服，这不是幸事是什么？

这场辩论表面上看雍正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曾静等人“心服口服”，还为他免费宣传。结果是，雍正的那些事儿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古人也不愚蠢，看到政治教材绝不会完全相信，所以，这么一来，雍正篡位的传言越来越重了。

文祸在继续

吕留良案件要更复杂。雍正八年十二月，刑部拟出结案意见，雍正命人交付各省学政，询问他们的意见。之后，要求大家主动焚烧吕留良的著作，先把宣传工作做到家。雍正还让大学士朱轼批驳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和语录，朱轼就是以前推荐过吕留良的官员。批驳完了之后，再刊印发行。

到雍正十年，吕留良案子才定下来。判决如下：

吕留良和他的儿子吕葆中以及门人严鸿逵戮尸枭首。

吕留良另外一个儿子吕毅中以及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斩立决。

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孙辈，全部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做奴隶。

吕家家产入官。

黄补庵已死，妻妾子女发配给功臣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两千里。

刻书人车鼎臣和车鼎贲以及与吕留良过从甚密的孙克用、收藏者周敬舆秋后处决。

吕留良的门人房明畴、金子尚革去生员，携妻子流放三千里。

被处分者中甚至有吕留良的同乡朱振基，他是吕留良的粉丝，担任广东连州知州的时候，他供奉吕留良的牌位，因此被革职查办，死于狱中。

这个案子的结果委实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用雍正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出奇料理”。谁也没有想到谋反的曾静反而无罪释放，而已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反而被开棺戮尸。

曾静之所以能活下去根本原因是雍正想利用他作为活生生的宣传机器，为自己打赢舆论战和思想战。吕留良所以获罪可以说是文字狱，因为吕留良没有做任何反清的事情，仅仅是因为言论和思想获罪。

曾案和吕案之后，雍正更加重视钳制臣民的思想。文字狱接连发生。

七年十二月，湖南巡抚赵弘恩在浏阳县发现了《朱姓家规》一书，书中有“侏俪左祍，可变华夏”的话。赵弘恩借题发挥：“现在这个圣明世道，大家享受和谐和恩德，居然有人敢如此狂吠，实在是大逆不道。”其实这句话是汉人的普遍观点，并没有反清的特殊含义。雍正指示赵弘恩不必深究，不过要对朱姓严厉教育。由此可见，狗比主人更可恶。

广东巡抚傅泰发现著名学者屈翁山诗文中有悖逆之词，隐藏不平之气，书中碰到明朝称呼之处都空抬一字。屈翁山死了接近三十多年，他的儿子屈明洪担任惠来县教谕，听到这个消息，自动到广州投监，交出父亲的诗文。傅泰严审之后，上报雍正，请求按照大逆罪枭兽戮尸。雍正认为他的儿子自首，应该减刑，便将他的后人流放到福建，诗文焚毁。

江苏昆山人徐骏，是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中过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本来前途无量，但因为写了一首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人告发，说他思念旧明，对本朝大不敬。雍正便将徐骏斩立决，文稿全部烧毁。徐骏出身于官宦之家，年轻时轻狂暴虐，据说曾经用毒药害死了自己的老师，因此受人鄙视。但他的“明月清风”则纯粹是文人附庸风雅的用词，根本不涉及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