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康熙的治国之道（第3/4页）

可以说，康熙为了倡导节俭之风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可惜，这些风气到他孙子乾隆手中化为乌有。在为自己修造宫殿时，康熙都要求务求节俭，如果不是孝庄让人修缮康熙的寝宫，康熙根本就不会想要这么做。在修建皇后陵寝时，康熙都要求节俭。

康熙之所以这么看重节俭，在于他有一个观点：明朝就是因为奢侈亡国的。明朝亡国当然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奢侈无疑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基于这种认识，康熙对宫廷的开支作出了很大的调整，务求节俭。明代光禄寺（掌管膳食的部门）每年用的木材多达两千七百万斤，木炭达一千两百万斤，到康熙时分别减为六百多万斤和一百万斤；明代宫殿的楼亭门数多达七百八十六座，到康熙时只有其十分之一。

康熙的节俭也是他“民为贵”思想的一个体现，他经常对左右说：“国家的财政出自人民，民力有限，所以要节约爱惜。能够节约，国家就有余裕；倘若奢侈，将会劳民伤财，祸害百姓。”

当时有一个法国传教士曾经给路易十四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讲述了康熙的生活习惯，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个外国人对于清朝皇帝的看法：

清朝皇帝，或者因为他拥有的无穷财富，或者因为他疆土的广阔富饶，说他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君主也许是没有人反对的。尽管这样，他真正用于自己身上的一切远远谈不上奢侈……就其个人有关的方面看，那种恬淡朴素简直是没有先例的……除了循例供奉的东西外，他毫无奢求，他满足于最普通的菜肴，从未有丝毫的过度，他的淡泊超过了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他的衣着，除了几件宫廷里极为常见的过冬黑貂、银鼠皮袄外，还有一些在中国算是最普通、最常见，只有小百姓才穿不起的丝绸服装。逢到雨天，人们有时看到他穿一件毡制外套，这在中国被视为一种粗制的衣服……总之，在他周围的一切，人们丝毫感觉不到那种其他亚洲君主处处要摆出来的穷奢极侈的排场……他不为个人浪费钱财完全是出于一种贤明的节约，以便把金钱用于帝国真正的需要。康熙深信君主的威信和伟大不是依靠外在的豪华，而更多的是在于他道德的光辉。

从康熙的治国之道，我们能感觉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康熙在治国方面也确实效仿古人，他说：“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在坚持教化和德治的同时，康熙对于法治也不疏忽，他一再强烈法律必须严肃、稳定，不要随意变更。

康熙认为，德与法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光靠德不足以治国，光靠法也不能缔造太平盛世。

正本清源——康熙的管理之术

吏治自古以来就是封建帝王最为头疼的一件事，一个朝代衰亡的前奏往往是吏治腐败，官僚欺上瞒下，百姓水深火热。皇帝纵然变成千手观音也难以处理天下杂事，所以，一个国家能不能治理好，首先得治理官吏。

贪官可以让仁政变成恶政，清官能够消解恶政的毒性，由此可见，官吏集团对于整个帝国的作用。

事实上，康熙很早就知道公务员办事效率不高的问题，在古代，这叫怠政，现在一般的说法是为政不作为。康熙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说实话，很难，但康熙还是一步步地努力，力求提高整个官僚集团的效率，树立起官僚集团的声誉。

康熙发现文武官员中有一个陋习，他们借着过节送礼行贿。康熙对此非常愤怒，并认为这是明朝陋习，大清的官员不应该这样，但是要解决这种陋习非常难。康熙曾经对直隶巡抚格尔古德说：“这些总督啊，巡抚啊，贪婪的占多数，朕心里是雪亮的。”后来，他又跟礼部尚书汤斌说：“天下有才能的官僚不少，但是操守清廉的官员却很少见。”康熙说出这番话时非常无奈，纵使康熙文韬武略，南征北战，对付敌人很厉害，但是对于自己手下的这批官僚也感觉无可奈何。

康熙十八年，京城发生地震，康熙命令文武百官上书言得失，官员们总结出了六大问题，其中就有“吏治腐败，民生艰难”，地方官为了前途，谄媚上司，搜刮百姓。京城的一些大官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巧立各种名目中饱私囊，地方的官僚如果要向户部报销的话，是必须得送礼的。不送礼的话，户部官员就对其百般刁难。送够了礼，即使虚报，也可以通过。贪腐事件已经形成集团化的趋势。

官员们在推荐人才的时候，习惯于推荐自己的亲朋好友，互相包庇，结党营私。即使像康熙这样贤明的君主都拿不出非常有力的措施对付这些官场腐败现象。譬如，康熙发现山西巡抚穆尔赛贪酷成性，秽迹昭彰，但当康熙问大学士和九卿们穆尔赛这个人为官怎么样时，这些人居然一起包庇，说穆尔赛这个人是一个好官，为政清廉，体恤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