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硬道理（第4/7页）

1978年5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了一个经济代表团，在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和瑞士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考察团的汇报，汇报的中心思想：差距很大，需要学习。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先后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三大企业，对微波炉、新干线、电动汽车，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等表现出浓厚兴趣，这是他无论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还是当初在法国都没有见到过的。邓小平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终于“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开始确立，至此以后，中国逐步走向了世界。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随着邓小平出访的电视镜头，人们开始了解世界：原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并不是“敌人一天天地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693。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694

中国开始向世界敞开大门。

但是这一次的开放与以往是不同的，而是主动的、积极的。我们的目的是明确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经验。我们需要这些东西为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服务，我们需要它们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服务，因此，我们开放的重点也很明确：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当然我们也不忘记“第三世界的市场潜力”。

开不开放是一个态度问题，而如何开放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操作问题。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广东省委领导人习仲勋在汇报工作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一定的权力，允许广东有一定的自主权，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汕头举办出口加工业。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分别提出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3月，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

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特区后指出：“除现在的特区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4年4月，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并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1990年4月18日，宣布开发开放浦东。

从1990年起先后在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港等地设立了15个保税区。

到1991年底，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累计开发土地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501个，协议吸收外资27.2亿美元，投产运营的企业达821家。

1992年之后，经济技术开发区遍地开花。到1995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共有638个。随着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增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不断增加，1983年为22.6亿美元，1985年为47.6亿美元，1990年为102.9亿美元，1995年达481.3亿美元，2000年到593.6亿美元，2007年则达到783.4亿美元。695

第二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无论如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政府自身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依靠全体人民群众的努力，因此，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就必须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调动起来了；国有企业改革，工人调动起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闲杂人员调动起来了，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起来呢？

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是大家都会忽略的，那就是军队。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军队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力量，是国际和平的保障力量，它适合参与经济建设吗？这是否会对他的主要职能产生影响呢？这种担心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反过来想一下，这种担心必须要建立在另一个判定基础之上，那就是战争存在的可能性。军队是因战争而存在的，没有战争，军队是没有存在的意义的，这就如牧羊犬之于草原狼。说到底，军队之需要，一定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战争还会来吗？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相信“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以那个时代我们一直在积极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