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能: 我与中国科学院(1956—1977)(第2/10页)

熊:分院的权力是不是也比较大?

宋:不同的分院情况不一样。上海的情况比较特殊,从建院开始就设有办事处,后来又成立分院,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在上海各个所的威信比较高。他们也经常开党的会议,讨论决定上海各研究所的一些工作,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不过,大的权力,比如经费的分配、仪器设备的购置、重要人员的安排,还是掌握在科学院院部。研究所一级的干部似乎一般都是由院里跟上海市委商量确定的。别的分院嘛,对所属的研究所,有的抓得多一些,有的抓得少一些,各不相同。

熊:上海分院是对科学院党组负责,还是对上海市委负责?

宋:双重领导。除院党组、院长、副院长管它外,上海市科委也管,至少它要受上海市委的指导。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或运动,市委管得更多。

“文革”后砸烂学部

熊:好,关于“四清”运动先说到这里吧,请继续谈以后的情况。

宋:以后就是“文革”了。“文革”前夕,批判很多,学习很多,如传达彭、罗、陆、杨事件,批中宣部是“阎王店”,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等等,不少部都被批得一塌糊涂。“文革”正式发动后,开始往下派工作组,然后有“应地所事件”,化冶所当时也闹得很凶。陈伯达开始时是主张压制王锡鹏的……我们学部的专职副主任姜纪五那时的主要工作就是抓运动,由他负责召集生物片北京各所党委书记开会,向他们了解所里的情况,随时传达党组的指示。那时候会很多,有时一天要开两三次会,晚上也开。我当时帮助他工作,开会由我打电话通知,做会议记录。

熊:您当时在党内是什么职务?

宋:我只是生物学部党支部内的一般党员。处理“应地所事件”时尤其紧张,经常连夜开会。

熊:应地所不归生物学部管啊。生物片和地学片各所的党的负责人会议是联合开的吗?

宋:生物片和地学片各所党的负责人会议从一开始就是分别开的。应地所确实不属于生物学口。不过运动是全国性的,当时科学院各研究所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很密切、很迅速,某个所发生稍微重要的事件,各个所和院部都很快就知道了。应地所是头一个发生重大事件的所,所以一下就轰动了全院。我印象里上面似乎有指示,说“应地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王锡鹏要抓。

熊:你们要向各有关研究所传达上级的指示。

宋:对。“文革”时生物学片开会,一方面是传达上级指示,一方面是听各所汇报各自的运动情况和动向。当时院里派到研究所工作组的有些成员本身也有造反的。然后,又开始反工作组,造反派翻身,接着就砸烂学部、夺权。对生物学部而言,这两件事是同时进行的。开会时生物学部的两个副主任站在前面,我们三个办公室正、副主任站在后边。他们俩把学部的章交给造反派,然后宣布被打倒;我们三个呢,由正主任把学部办公室的章交给造反派,然后宣布靠边站。

学部被砸烂后,业务不干了,我们没有别的事,就整天学习。学习由学部的造反派领导来组织。在我看来,生物学部的造反派还比较温和,比较讲究政策,没有让我们游街、戴高帽、坐“飞机”等。

熊:靠边站的也挨批?

宋:是的,也批判我们,在学部内部批判,当时学部人少,就十多人。那时中关村大操场牵了很多绳子,各个所的造反派在那儿贴大字报。我们学部的办公地点在动物所,就在大操场旁边,没事干我就去看大字报,看揭发中央领导人和院党组张劲夫、裴丽生、杜润生等人的大字报。有段时间,院里的人员分为两大派,一大派是“造反派”,另一派被称为“保皇派”,这两大派之间也贴大字报相互揭发批判。总之,大字报把整个大操场贴得满满的,看都看不完。

熊:你们自己也得写吧。

宋:我们也写,写得很少——当时指定要写,好像并没有明确的指标,“大跃进”时写大字报是有指标的,好像是每人每天至少要写五到十张(具体数字记不清了)。

熊:当时生物学部的人是不是分为两种,被批判的和造反派?

宋:也有少量处于中间状态、不怎么讲话的。他们并不逍遥,每天都得上班。比较激烈的有一两个,很少。

熊:当时成立了一些联络站吧?

宋:联络站多了,批“十四条”的,批“七十二条”的,批学部的,很多。“保皇派”好像也设联络站,但联络站很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

1967年春天全国夺权。上海先夺,然后发表社论,要求全国夺权。我们院当时成立了“院联夺”,7月30日时又成立革命委员会。过些时间,毛泽东讲话,说革委会要老中青结合,适当地“解放”干部。在我们学部,我是被最早“解放”的,这大概是1967年下半年的事。我先被批判了几次,但我从后来的一些批判中听出,他们要“解放”我,前提是我先检讨。我们正、副主任三人干的是同类事情,我体会,先“解放”我,可能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当时很讲究这个。我是个“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历史。家庭出身是手工工人,也没什么问题。我的家庭经济情况原来还可以,但在我高中毕业时,我父亲因癌症而去世,从此我家一落千丈,成了城市贫民,靠母亲在外揽些针线活来维持生计。所以我上大学时经济状况是非常困难的,所用的钱都是亲戚朋友凑的,或者变卖家产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