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

受访人：薛攀皋先生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6年8月7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科院黄庄小区薛先生家

薛攀皋先生（2012年5月16日熊卫民摄于薛先生家）

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多科国际学术会议。这是一次科学会议，却被赋予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等政治内涵。会议在当时得到了极高规格的宣传报道，并长久地留存于一些参会人员的记忆之中，但当前知之者已甚少。作为会议理科组的副组长，薛攀皋先生的回忆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这次会议的背景和经过。

会议的背景和主题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根据计划，今天请您谈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这个会议现在很少有人提及了，但它值得关注。

薛攀皋（以下简称薛）：北京科学讨论会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产物，当时我国多少有点想扛“反帝”、“反修”的旗帜。它名义上由中国科协和世界科协北京中心举办，实际上是中国、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日本五个国家的共产党在主导——它们先确定原则，然后这五个国家的科协再分头活动。

早在1952年5月，当时的世界科协主席、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就曾在该协会的第十一届执行理事会上建议设立世界科协北京中心，以后的每次会议也都有人提，我国对此是赞成的，但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先后干扰，这个区域中心直到1963年才成立。北京中心的主任是清华大学的张维教授。

按照世界科协会章的规定，世界科协的中央办事处和区域办事处将根据执行理事会的需要而设置。当时，中央办事处设在伦敦，并先后设立了三个“区域中心”，即布拉格中心（中、东欧）、印度中心（西亚）和北京中心（东亚）。前面这段历史我没有亲历，不是太清楚。只知道那时候不仅世界科协的政治斗争很激烈，在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以下简称国科联）中，“两个中国”问题的斗争也很尖锐。国科联成立于1931年，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在国科联的全国性会员资格长期由台湾所占有。为恢复中国在国科联中的全国性会员资格，中国科协和台湾地区的“中央研究院”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直到1982年才解决。吴大猷当“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对这段历史有过一段回顾。对于政治卷到科学中来，他很不满意。

北京中心成立后，马上就筹备北京科学讨论会。1964年2月初，中国科协和世界科协北京中心在北京召开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五国代表会议，商讨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开法。上述五国代表将负责组织本国科学家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并争取其他国家在学术上、社会上有地位的科学家参加。1964年3月5日，中国科协主席李四光和世界科协北京中心主任张维向世界有关国家发出了“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邀请书”。讨论会的主题为“有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的科学问题”，打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旗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这四大洲是新老殖民主义统治的地方，过去科学落后，被人家瞧不起。现在这些国家的科学家成了国际科学会议的主人，说明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科学依然可以在这些国家发展。

会上会下

熊：请您介绍一下会议的基本情况。

薛：讨论会于1964年8月21—31日在北京举行，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代表参加，共提交了299篇论文。

熊：这意味着有不少代表没有提交论文啰。

薛：是的。我国有很多科学家参加了社会科学组的讨论，但都不提交论文。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定我不清楚，可能是要避免引起争论，因为外国代表对社会主义制度不一定都赞同。

会议通过协商产生主席团（由每一国的代表团或代表推选一人组成），并选出范长江为大会秘书长。讨论会的学术委员会由周培源任主任，负责有关学术活动方面的工作，包括论文的审定、学术性会议的组织、会议期间的专业参观、会后对各国学术水平的评估等。委员会下设理、工、农、医、社会科学5个组和学术秘书处。具体的学术活动分别由下列部门来组织：理科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工科由国家科委组织；农科由农业部组织；医科由卫生部组织；社会科学（含政治与法律，经济，教育、语言与文学，哲学与历史4个分组）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组织（该学部由中宣部管，与中科院已脱离关系）。在学科组内设有分组，总共是8个学科组、27个分组交叉进行。我是理科组的副组长（张文佑、顾功叙这两位学部委员任组长），对理科更熟一点。它下分为五个分组：数学组、物理学天文学组、化学组、生物学组、地质学地理学组。学术活动以分组宣读论文、分组讨论为主，还召开了一些整个学科的会议和更大的全体会议。全体会议比较少，我印象最深的是越南南方（它作为一个独立地区参会）代表团团长阮文孝的报告。他在会上控诉美国侵略越南南方的各种暴行，包括使用各种化学毒药对越南南方人、畜、树木、庄稼的毒害，反响很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