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第4/6页）

。当时我寒酸得很，连一套像样的服装也没有。不是说买不起，而是没有布票。我只好向邻居借了一条西裤、一件衬衣。衬衣每天晚上都洗，第二天早上不管干没干都得穿。第二次（1965年夏天）是陪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马科夫斯基在北京并去上海、杭州访问。这时候国家的经济状况好一点了，我一下子买了两三套不要布票、可在外事场合穿的上衣和裤子，没那么寒酸了。但由于这位院士有点调皮，我一路都相当紧张，生怕应对不慎出差错。当时接待外国科学家的规矩是，从头到尾有一个人主陪；到某个地方还由某位业务对口的人员负责陪同，请对方吃饭、看戏等；此外还有一个翻译。我们每到一个城市都得向当地的外事部门及时汇报接待情况与问题。那时候大家头脑中都有一根阶级斗争的弦，就算是另一位陪同人员某句话应对得不好，你站在旁边，也有责任，碰到翻译不好，他可能会告你一状。那次陪同的法语翻译是中国科学院联络局的工作人员。他在“文革”时是造反派。我当时狠捏了一把汗。

熊：不就是接待一个外国人嘛，搞得那么复杂，这么紧张。

薛：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所谓“外事无小事”，搞不好就出事。

熊：您前面提到的那种低水平的“论文”也得放到文集中去？

薛：那当然得放啦。让那些独立不久、还相对落后的国家的代表写出高水平的论文本来就不太现实。包括朝鲜金凤汉那篇弄虚作假的经络系统的文章，已经被中国科学家证伪了，仍在医学组宣读。我们是哑巴吃黄连。后来讨论会的文集总算印出来了，装帧非常好（用烫了金的最好的暗黄色咔叽布精装封面），却发行不出来——因为有刘少奇主席接见全体代表的照片在里面，此时“文革”已经开始，他已成了被打倒对象——后来科协的同志一本一本地撕，把那些咔叽布封皮撕下来，其余部分则送回造纸厂回炉。论文集共有理、工、农、医、哲学社会科学五卷，每卷都有中文版、外文版，每种至少印了上千套，其印刷成本也是很可观的。可它们最终未能发行出来，而我为理科论文集中、外文版的编辑和出版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全都白费。我甚至没能拥有一套理科论文集。

评价与思考

熊：“文革”期间这个会议挨批判没有？

薛：这个会议是科协举办的，不知他们那边的造反派批判过没有。在我的印象里，科学院没专门批这个会议，反正我的“罪状”里没这条。“文革”时科学院有几十个各种名头的大批判“联络站”，批得较多的有广州会议、“科学十四条”、“七十二条”、“三高”、“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等，没有批这个会议的。

熊：对，应当没有。“文革”兴起之后我国还一度想在1968年召开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呢。为了筹备这个会议，我国特意上马了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人工合成烟草花叶病毒蛋白质亚基等科研项目。

薛：1964年8月31日通过的会议公报说将于1968年召开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还说将在两次全科会议期间再开一两次单科或专题性的会议。1966年7—8月间，虽然“文革”已经开始，我国仍在北京召开了暑期物理讨论会。1968年之所以没有召开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有“文革”的原因，更主要的是1965年9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科协第八届全体大会上，苏联代表团以组织的手段将中国排挤出世界科协。因此，1966年中国科协被迫中断了与世界科协的联系。

熊：40多年过去了，您现在如何看待这个会议？

薛：当年我国媒体对这个会议的评价是很高的，称它“对四大洲各国以及全世界科学界的团结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对四大洲各国以及全世界科学事业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甚至说它是“新科学的起点”，开创了“世界科学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帝国主义者垄断科学的时代结束了”。但它对第三世界实际起了哪些作用不好说。我们是为了扛“反帝”、“反修”的大旗才举办这个会议。但我们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究竟有什么收获，我是打问号的。假如说这个会议还有一些正面影响，在“文革”开始之后，也被冲击得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