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追忆广州会议（第3/6页）

科学家大提意见

熊：有中央领导号召大家提意见，省部级领导还带头进行自我批评，再加上1962年初中国的政治气氛相对比较宽松，在这样的氛围之下，科学家该提了不少意见吧？

薛：反右派运动之后，让知识分子再次开口提意见，确实是比较难的。但是，聂荣臻的发言，尤其是陶铸、范长江等高级领导人的检讨，还是把党和科学家之间的距离给拉近了。科学家们开始响应号召。当然，要大家不怕打棍子、不怕戴帽子、不怕抓辫子，推心置腹，把可讲可不讲的话都讲出来还是比较难的。从简报上反映的情况来看，有些部委的专家一直都噤若寒蝉，而科学院的科学家发表的意见更多一些，这可能跟张劲夫、杜润生等科学院领导的作风更开明有关。

虽然通过简报也知道其他组的一些情况，但除大会发言外，我只亲历了生物组的会议。所以在这里我主要介绍一下我最了解的生物口专家的意见。

生物组讲的最多的是解放以后刮起的几股“风”：“米丘林风”、“巴甫洛夫风”、“针灸风”、“总结农业丰产经验风”（1958年时，中科院植物生理所党委提出要把实验室搬下乡。所长、学部委员罗宗洛反对，但没有任何作用，他反被贴大字报批判）、“抱大西瓜风”（比如人工合成胰岛素，好多家都要抢着做。还有些单位设法包装自己，想出名堂抱大西瓜。例如植物所就把去西藏调查植物的项目取名为“把高山荒漠变成花园”），等等。

农业组那边，除“米丘林风”、“总结农业丰产经验风”外，还有“下乡风”、“综合研究风”（反对单因子实验，做实验都得做多因子综合实验，结果弄得没法分析）、“高产风”、“远缘杂交风”（如牛和猪杂交），等等。

卫生组方面，则还有“综合快速疗法风”、“慢病快治风”、“柳枝接骨风”（就是用柳树的枝条代替骨头接骨）、“组织疗法风”（就从胚胎、胎盘中抽取一些液体或组织，将其埋到切开的肌肤里，或者注射到人体内，说那玩意能包治百病。那也是学自苏联，可能跟勒柏辛斯卡娅有关）等。卫生组的专家们还特别反对“批判西医观点”、“西医不学中医，只等于半个医”、“在两三年内找出对十大疾病有效的药物”等口号。

有科学家反映，这些“风”一刮起来，就把科学的常规和方法都刮掉了。写论文变得不按“老八股”，把过去人家的工作一笔抹杀不提，做实验时也可以变得不要对比。而且，有风就要争风，争风必然吃醋，结果协作变得非常艰难。两个单位协作，一旦成功，经常是一个单位跑出去献礼、做报告，根本不提合作者。

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风”呢？它们从何处而来？为什么刮得那么大？对于这些问题，当时可有总结？

薛：生物组对原因做过分析，别的组似乎没有，至少从简报中看不出来。生物组的总结是，那些风：（1）来自外国。所谓外国，就是苏联啦。我国搞“学习苏联运动”，结果把许多不好的东西学了过来。（2）来自领导。（3）来自宣传报道。（4）来自名牌单位。所谓名牌单位，高教系统主要指北大等重点院校，科研部门主要指中国科学院的各研究所。这些单位怎么做，大家都跟着上。（5）来自科学家。科学家做自我检讨，承认在自己的队伍中也有少量兴风作浪的。对那些“风”有异议的，也因为“怕吃亏”、“赶时髦”、“心中无数”等原因，未能发表意见坚持真理。平时大家都慷慨激昂说要做疾风中的劲草，但实际上“风”一吹来就都倒下了。

这个总结既批评了领导，又把自己摆进去了，虽然限于当时的形势，在分析原因时也没能说到点子上，但这几点总结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熊：除了那些“风”，科学家们还有哪些意见？

薛：学术争论政治化，这是每个组都批评的问题。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生物组的摩尔根遗传学和米丘林遗传学之争当然不在话下啦。其他如农业、林业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像保花保果、疏花疏果之争，也被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有关领导轻信了少量不疏花不疏果而增产的例子，根本就不考虑品种、条件、时间等因素，将这一栽培方法推广到全国。持反对态度的人都被戴上两条道路斗争、资产阶级思想等帽子。

在红松采伐和更新问题上，科学家和林业部门有不同意见。林业部门往往把树木全都剃光，然后再种，这样好进行机械化操作。但问题是红松喜阴，没有一个东西给幼树挡光，它根本就长不好。所以科学家主张在砍掉大的母树的同时，中、小树还留着，以创造一个荫蔽环境。这本来是一个生产和学术上的问题，可在反右派运动中，某森林工业局的党委书记对这场争论做了政治结论，说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把研究森林生物学规律的人说成是自然主义学派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并在《红旗》杂志和黑龙江林业杂志上发表了批判的文章。这样一来，就谁都不敢讲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