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炯： 我亲历的政治运动（第3/6页）

当年8月我离开北平回南方准备出国，胡适之先生在百忙之中又找我谈话，记得那时在他办公室外有不少人在等着要见他。那次谈话他显得郑重但又很诚恳。他说，在和我的几次交谈中，他发现我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事项。比如，有一次谈到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主任比德尔时，我说比德尔即将获得诺贝尔奖。他认为，在没有事实根据之前，这种说法不妥。还有，我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常说某某人也是这样的想法，这也是不妥当的。自己要说或做的事为什么要搬别人出来？他的寥寥数语，意义深长，给我深刻的教育。

以后我就再无缘见他，但他留给我的那些短暂身教与言教，却一直深深印在我心中。所以后来批判他时，我很不以为然。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别的伟大格言一样，虽然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可能挑得出毛病，但本身却并没什么不对。他教育我们凡事要独立思考，要蔑视那些趋炎附势的风派人物，都很正确。所以，对他的批判是很没有道理的，中国太需要那样的人了。我从来没有批判过他，并且很佩服那些不批判他的人。

近些年，国内媒体对胡适先生的态度有所转变。记得在《南方周末》上读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他从美国回来，见到蒋介石后问：台湾的报纸有没有批评彭孟缉（时任台北市警备司令）的？没有。有没有批评蒋经国先生的？没有。有没有批评总统你的？没有。胡适说：没有批评意见，这就有了大问题。这篇文章我至今记忆犹新，使我愈加感受到了他的伟大。

被怀疑给“胡风集团”通风报信

熊：批判胡适之后又是批判胡风的运动。

沈：批判胡风时我很危险。我本来不认识胡风，但我夫人卢盛华和胡风的夫人梅志儿时即是好友，并曾结为干姐妹。他们要从上海搬到北京去之前，我曾和盛华一道去看过他们。我跟胡风就这样接触过一次。回国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科学院对我很看重。我不是学部委员，但他们每次开会，都邀请我列席，并作报告。1955年，我在复旦大学生物系兼课，一天上完课后，在教员休息室里遇到了贾植芳教授。他是胡风的密友。他问我是不是去北京开会，想请我帮忙带点东西给胡风。我说好的。然后他给了我两瓶酱油。后来学部成立大会延期（延期到1955年6月1日举行），那两瓶酱油就一直在我这里搁着。有一天，贾植芳的侄子过来，又把它们都拿回去了。

学部大会之后，上海分院的党委书记王仲良来找我，说：“老沈，你不要急啊，我已经给你担保了。”我觉得很奇怪，我有什么事情需要他担保？他接着告诉我：“贾植芳要你带的酱油瓶中夹了一封贾植芳写给胡风的信；贾植芳被抓后招认了此事，公安局怀疑你蓄意给胡风集团通风报信，要对你进行审查。我向公安局担保，你是一个埋头于科学工作的非常爱国的学者，绝不会搞什么反革命活动。”若不是学部成立大会延期，若不是王仲良竭力担保，后果将不堪设想。

熊：看到胡风挨批，您当时是什么感受？

沈：当时胡风去北京了，我对他挨批之事一无所知。

熊：当时的报纸不是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吗？

沈：我没看那些报纸，开会时我也是老是思想开小差。王仲良一讲，我才惊慌了，后来觉得真是运气。

上海分院的大鸣大放

熊：在韩非所讲的“禁奸”三层次中，反右派运动属于“禁言”层次。

沈：假如那时候我还在杭州，肯定会被打成右派。为什么呢？“思想改造”之后全国实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医学院被归并到浙江医学院。有一天，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洪式闾特地租了一辆三轮车到我家，给我一张聘书，希望我仍能留在浙医任职。但我已决定去实验生物所工作。如果我留在浙大医学院任教，大鸣大放时，对前面提到的公安跟踪我、扣我毕业证书之事，我肯定会提出意见。所以，后来我的学生对我说：“沈老师，如果那年你不离开浙江大学，百分之一百是右派分子。”

熊：相对于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的情况要好一点。

沈：在张劲夫、王仲良等人的保护下，科学院划的右派相对较少。在我的印象里，上海地区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所似乎没有高研人员被打成右派。我最讨厌那些告密、落井下石的人。可在政治运动时，那样的人相当多。在我的农村老家，即使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民，也是不会干那种缺乏道德的事的。

熊：我读过一篇为柯庆施翻案的文章，说他对知识分子其实不错，理由是，在反右派运动时，他并没有把太多的科学家划为右派，他保护了那些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