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炯： 我亲历的政治运动（第2/6页）

沈：人人过关。我上台去讲了两三次才过，有些人讲了多次都过不了关。

熊：您如何看待这个运动？

沈：离开日本的巢鸭监狱后，我和赵忠尧、罗时钧被送往国民党“中国驻日代表团”。该团的一位武官在释放我们回国时说：“既然你们一定要回大陆，我们也不勉强。但有一言相告，你们要准备好回去洗脑筋！我们和中共打了20多年的交道，你们回去感受一下也好。”当时我们一笑置之。“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我马上想起了这句话。我在中央研究院等机构待过，那儿的确有宗派主义。凡是属于不同学校出身的，甚至不同老师教导的都各成一派，以致那留洋回国的也分成什么留日派、留美派等，彼此互相排斥。科学工作者之间不是在工作上竞争和合作，而是互相妒忌。我认为，那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良风气确实应该清洗掉，为了中国的科学事业，每个人都应该洗洗脑筋。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思想改造”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被批判的不仅仅是宗派主义，一些科学家的作风问题，例如在工作上对学生、同事严格要求也遭到了强烈批判。所以我当时就怀疑，这样的政治运动是不是有必要？我努力说服自己：中国共产党执政很不容易，可能确实有理由开展这样的运动。我深信共产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国家，使它走向富强。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情。我到浙江大学教书，需要到派出所报户口。公安人员叫我填一张表。我填好递进去，他马上将其甩了出来，说：为什么不填你从哪里来的？于是我就填了。把表交上去之后我就回家。谁知道他一直在后面跟着我。到我家后，他对我夫人卢盛华说：“把你们的经历告诉我。”我夫人就把我们的经历告诉了他。他说：你们有什么证据没有？我们就把西南联合大学的毕业证书给他看。他一看校长的印章，“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哦，战犯！”接着，他又讲了很多话。后来救星来了——我在浙大理学院的学生来看我，证明了我的身份。

那个公安人员就拿着我的证书走掉了。我的大学毕业证书就这样没有了。

熊：派出所的人为什么要怀疑您？

沈：我也不清楚。我是从美国回来的，在他眼里，或许我有特务嫌疑。

我从来没有批判过胡适

熊：“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展了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的运动。

沈：我当时没太注意。那时候上海分院由王仲良主政，他尽量使科研少受政治运动的冲击。

熊：您与胡适先生是有过亲身接触的，对于专门批判他的运动，您有何看法？

沈：胡适先生是这一辈子我接触到的人里面印象最深的。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抗战时期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没跟着南迁昆明，所以，在西南联大时，我无缘听他的课。抗战胜利后，我在清华工作。有一天，戴芳澜先生回来告诉我们，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时，有人不同意选郭沫若，因为他亲共。而胡适提出，我们选院士，应当首先考虑国家的荣誉。只要做出了增进国家荣誉的工作，不管其政治态度如何，都应该选。我非常欣赏他这种超党派、超政治的态度。

复员之后，我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生物系任助教。在恩师张景钺教授的帮助下，1947年时，我获得了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的机会。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在解放军的胜利下正在忙着南迁，关于办理出国留学这类事情已趋无人负责的状态。一天下午，我和盛华在北大红楼外散步，巧遇她的老师经济学家杨西孟教授。他极力劝我去找校长胡适，说胡适之先生是个非常普通、乐于助人的人。所以我第二天就径自去校长办公室找他。校长办公室设在一个大院子内靠东的一间很简陋的屋子里。第一次见面，我就发觉胡适之先生果然是一个十分平易近人的人。他看了加州理工学院给我奖学金的通知书后，便答应由北大出面为我申请办理出国手续。不到两个星期，我就收到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同意我办理出国护照的批示。于是我再访胡适之先生。那是在适之先生的家里，晚上八点钟左右。胡先生对我说，现在向政府申请外汇已不可能，但北大决定派两位年轻人赴美留学，一位是我，另一位是物理系的助教（名字我记不清了），由他私人给我们两人每人美金90元作为赴美的旅费。接着他就将已签名的Chase银行的支票给我，并叮嘱我将来取得奖学金时，再用支票送Chase银行还给他。他在该银行的存款一直用来接济青年学生经济上的需要。当他正在和我谈话时，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想回避，但先生叫我不要走。我听得他对着话筒说：“您不要来了，我现在有事，稍后我会去看您的。”然后把电话挂断了。他笑着对我说：“那是李宗仁来的电话，我没有空……”当时我感到惊讶，要知李宗仁时任北平行辕主任，而我只是一个小助教，先生却不因为李宗仁是权倾朝野的大官而中止和我的谈话。我想，如果易位而居，我难免会说：“沈善炯，我有要事，我们择时再谈吧。”适之先生真是一个普通的人，待人不分贵贱。此事使我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