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梦尽头是梦魇（第2/3页）

在正元钱庄停业的当日，上海市政府就将相关钱庄的有关人员及账本等控制羁押。上海道台蔡乃煌与商会人士紧急磋商，决心政府救市。7月18日，蔡乃煌携商会会长（总理）周金箴乘坐专车前往南京，向上司两江总督张人骏汇报请示，返途中又到苏州向另一上司江苏巡抚程德全请示。当时钱庄的信用已经破产，从外资银行再借款的话，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担保。张人骏立即电奏中央政府，北京随即批示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钱庄从外资银行借款，以维持市面。外务部将此救市决定照会各国驻华公使。

8月4日，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九家外资银行，向上海借出了总数为350万两的款项，钱庄则将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注销。这么大笔的紧急借款，各外资银行并未趁机收取高息，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场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但为了防止大清特色的人亡政息，合同中特别约定了本项借款“由现任道台及后任道台完全担保”。

在出面担保借款之外，清政府亡羊补牢，抓捕各犯案金融机构的责任人。8月17日，正元钱庄的股东陈逸卿被捕，但在美方压力下，只能关押在租界法院，美英等国领事出面，以陈为外商公司重要雇员，尚有许多未了事宜，不仅拒绝将陈逸卿引渡给中国方面，而且拒绝了中方提出在租界法院共同提审的要求。

和陈逸卿一样，享受到洋人保护的，还有兆康钱庄的股东唐寿江。唐寿江曾经花钱买过三品的道台顶戴，两江总督张人骏只好先请旨将其革职，然后查抄家产；但刚脱掉了这位唐总的“红”帽子，又发现他还戴了顶“蓝”帽子：他已经加入了葡萄牙国籍，拿着洋人的“派司”，是外籍华人了。张人骏也不示弱，赶紧“依法办事”，查出了葡萄牙民法有明确规定，不准他国的官员申请入籍，而唐总毕竟是大清国的堂堂三品道员，正好不符规定，照抓不误。

寒流中，情知不妙的施典章一面准备着外逃，一面还想继续挣扎。陈逸卿被捕后，施典章居然还给蔡乃煌写信，要求释放陈逸卿。施典章显然高估了自己在上海官场上的影响力。蔡乃煌不仅没买他的账，反而指出施典章本人在多年的资本经营中有欺诈的嫌疑，要求川路公司派人追查。

陈逸卿被捕后，得到了美国人的庇护，被关押在更为“文明”的租界法院，但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自杀身亡了，据说是服毒。这下，包括施典章在内，很多人挽回损失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

崩溃的钱庄

1910年10月8日，一个更大的打击冲击全国。

中国最大的钱庄之一、有着17家分行的源丰润——此前似乎并未受到橡胶股票风潮的影响——突然倒闭，共亏欠公私款项高达2000万两。上海数十家工厂立即停工，30多万产业工人顿时失业，形势陡然变得十分严峻，报警和请示的电报雪片般地发往南京的两江总督衙门和北京的军机处。

源丰润是上海滩最牛的钱庄，老板严义彬不仅有官方背景，而且“红得透顶”：他的钱庄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不仅包括海关关税收入及定期支付给列强的战争赔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股市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的户头上。

大清国的对外赔款一般都由各省分摊后，按时汇付到上海，集中后再统一对外支付。1904年，大清商务部（商部）就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闲着也是浪费，不如在支付给列强之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划给商部使用，“可将农、工、路、矿诸政择举行，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下，老佛爷便同意将这笔资金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官民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研究研究”的范围内了。源丰润就是被选中的主要“殷实庄号”。

更为牛气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存在官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也是这位严总名下的资产。这样的钱庄，在危机中便俨然中流砥柱，而官员们也是以“维护老严就等于维护上海的稳定”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款尽量长时间地留在它的账上。

法国画报所绘英俄天津铁路冲突——外资的涌入给晚清社会带来巨大冲击。

问题是，牛透了的源丰润却已外强中干：严总的另一钱庄德源在股灾中亏损严重，源丰润的资金被大量抽去挽救德源，源丰润其实已经被蛀空。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当期“庚子赔款”190万两的最后日期；但在还剩9天的时候，上海道台蔡乃煌突然致电财政部（度支部），说赔款专用的200万两白银都存在各钱庄，无法提取，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垫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