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沧海（第3/8页）

双方对峙了两个月，黄廷采纳部将苏茂的建议，率部出城与清军决战。郑军在钓鳌桥遭到清军伏击，损失四千多人，接着又在东村渡遭遇惨败，实际上已无力固守，被迫撤回厦门。

抵达厦门后，怒火中烧的郑成功将苏茂处斩，黄梧、杜辉等部将也遭到责罚。

永历十年（1656年）六月，被派往海澄镇守的黄梧、苏明（苏茂的胞弟）发动叛乱，向清军投降。郑成功痛失重要的物资贮存地海澄，于七月“以牙还牙”，占领福州附近的闽安镇，并以此为前沿，不断对福州实施袭扰。

一直到次年九月，浙闽总督李率泰趁郑成功进攻台州之机，率大军夺回闽安镇，铲掉了这个距离福州不远的“钉子户”。

八月，清军也在浙江采取动作，派宜尔德、田雄进攻舟山，郑军遭遇惨败，陈六御阵亡，张煌言率“浙系”残部辗转于浙江沿海继续斗争。

为了铲除后患，清军将舟山岛居民赶回大陆，房屋全部焚毁，“浙系”昔日的抗清中心变成了一片废墟。

自舟山战役后，由于清廷正集中精力组织西南战役，东南的局面逐渐转入相持阶段。

直取南京

清廷忙着收拾西南残局，郑成功却没打算消停消停。对峙一段时间后，郑成功开始蠢蠢欲动，着手准备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长江战役！

郑成功为什么选择打江南？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打江南？

按照郑成功自己的说法，他决心进取南京，光复前明。（提师望复神京，以复社稷。）另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郑成功是想通过在长江下游点火，牵制清军对永历政权的剿杀。

从郑成功的个人性格和处事方式来看，这两种说法的可信度基本上为零。

自从高举抗清旗帜以来，郑成功向来只顾及“闽系”的自身利益，带着“闽系”几十万大军在东南沿海自行其是。无论是对邻近的“浙系”，还是自己声称“遥奉”的永历政权，郑成功均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任其自生自灭。

郑成功的这种想法，在李定国出征广东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李定国两次联络他合击广东，郑成功表面上拍胸脯，实际上毫无实质行动，甚至都懒得“围观”。

除了担心“忽悠”清廷的策略受到影响以外，郑成功最担忧的是万一与永历政权连为一体，“闽系”将受到朝廷的制约，使自己的利益受损。

就这么一号人，说他是以复国为己任、替永历分忧，你当天下人都是三岁小孩儿？

郑成功向来以“闽系”的利益为核心，因此分析他打江南的动机，还得立足于“闽系”面临的处境。

由于“和议”破裂，清廷对福建、浙江、广东强化了军事存在，郑成功虽然坐拥几十万大军，但地盘实在小得可怜，除了厦门、金门稍微成片一点，剩下的基本上都是遍布东南沿海的小岛。所谓的“闽系”，其实就是“端着银碗没饭吃”的“海上漂”。

自从垄断海外贸易之后，“闽系”的银子显然不是问题，硬要说有问题，无非是没地方放、没地方花。

地盘问题与粮食问题相辅相成，一直是困扰“闽系”发展的两大瓶颈。郑成功原本借助清军漳州兵变夺取了很大一块地盘，但由于动作太大，触动了清廷的神经。“主战派”彻底压垮“主和派”，清军大兵压境，郑成功被迫选择放弃。即使趁着清军回撤重新占领，这些地区也早被郑军撤退时的坚壁清野搞得饿殍遍地，根本无法立足。

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要想维系“闽系”大军的生存，就必须开辟“新天地”。反复权衡之后，郑成功将目标锁定在了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理由主要有六条。

其一，大量前明义士和“潜伏”的抗清武装集中在江南，郑军能有充足的后援。

其二，郑成功在永历十二年（1658年）正月被永历朝廷册封为延平王，感召力显著增强。

其三，江南地区经济发达，粮食充裕、地盘广大。

其四，夺取南京具有“毁三观”的重大政治意义，能够极大地提升郑成功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

其五，江南地区的抗清斗争已沉寂多年，清廷又集中精力收拾西南、华南残局，在长江下游地区兵力空虚。

其六，清军擅长陆战，水师则刚刚起步，郑军由海入江，可充分发挥水师的优势，扬长避短，取胜更有把握。

打定主意之后，郑成功趁清军调集大军进攻西南之机，与张煌言的“浙系”一起，着手准备挥师长江，夺取新的抗清根据地。

永历十二年（1658年）五月，郑成功率部抵达浙、闽边界的沙埕一带，会同张煌言部于六月进攻瑞安。郑成功派兵到温州等地筹集粮饷后，于六月至七月间挥师北上，抵达舟山岛，搭建草蓬驻扎。这座清军留下的废墟，再一次成为抗清的前沿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