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后方（第2/8页）

由于距离太遥远，再加上自己又是“泥菩萨过河”，朱聿键没能力也没兴趣明察秋毫。隆武朝廷同意了沙定洲的无理要求，并发出“扫除沐天波”的谕旨。后来，事情的真相终于辗转传到福州，被忽悠的朱聿键深感鞭长莫及，实在是无可奈何，索性“置而不问”。

从此，除了沐天波控制着楚雄以西地区，云南大部已成为沙定洲的天下。

半路杀出个孙可望

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沐天波终于盼来了“救星”——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

孙可望，陕西米脂人，“屌丝”出身（一无赖子），早年跟随张献忠造反，因“狡黠善伺人意”，深得张献忠的喜爱，收其为“义子”，又封平东将军。除了孙可望以外，张献忠还收有安西将军李定国、定北将军艾能奇、抚南将军刘文秀三名“义子”。

崇祯十二年（1639年），接受“招安”的张献忠再次反水，率部入川，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

隆武二年（1646年），多尔衮派豪格、吴三桂率大军经陕西入川，清剿大西政权。十一月二十七日，正率部转移的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阵亡。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也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但与大顺军不同，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四位“义子”兼悍将很快便达成了共识：要想度过难关，必须加强领导。大家一致推举年长的孙可望为“盟主”，与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组成一个“领导集体”，率领危难中的大西军残部突出重围。（议推可望为主，凡事听其号令。）

新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产生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哪里去？

由于豪格、吴三桂的攻势太猛，继续待在四川无异于送死，孙可望决定挥师向南，撤往南明辖区内兵力薄弱的贵州。

孙可望率四万残部从西充南下，经重庆府时遭遇南明军曾英部的阻击。凭借人多势众，孙可望率部冲杀南明军队防线，击毙主将曾英，顺利渡过长江天险。

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稍有喘息时机的孙可望在綦江集结部队，开始对大西军进行整顿。

这都什么时候了，逃跑还嫌腿短，哪有闲工夫整顿？

——其实不然，越是危难时刻，整顿越是必要。

大西军冲出了重围，但依然面临一个严重而迫切的问题：去哪里发展？怎么发展？

去哪里发展的问题，孙可望在掌权之初便已经解决了，答案是地处四川南面的贵州。现时的问题是怎么发展，具体地说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先说“举旗”问题，大西政权的旗号到底还要不要？

张献忠弃守成都率部转战时，曾给孙可望留下一个“政治遗嘱”：“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既然有张献忠的遗嘱，“举旗”问题应该有答案：取消大西政权，与南明政权合作。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大顺军残部投靠何腾蛟的遭遇，我们是见识过的。南明政权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始终视大顺军、大西军为“流贼”和“仇敌”。

合作？谈何容易！

尽管南明政权中不乏堵胤锡这样的开明政治家，但主流思想依然是“平寇抗清”。

“我本将心向明月”，朝廷却要代表明月消灭我。“归明”的道路，目前还走不通，大西政权的旗号有必要再打下去（不然只有打白旗了），但可以伺机灵活处理。

再说“路线”问题，主要是指治民政策方面。

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争议颇多，清朝编撰的史料又多有污蔑、夸张之辞，什么屎盆子都往老张头上扣。不过，大西政权偏于严酷、残暴的统治却是不争的事实，四川百姓遭遇的劫难也是耸人听闻的。大西军要想继续发展下去，孙可望认为必须改弦更张，采取亲民的政策，注意笼络民心。

最后是目标问题。

这个问题不难，张献忠的“政治遗嘱”说得很清楚——“毋为不义”。说得直白一点，所谓“不义”就是向清军投降。所以，大西军不能投降，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投降！

綦江整顿虽然短暂而仓促，但对于危难中的大西军，乃至对全国的抗清形势，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豪格穷追猛打，孙可望迅速从綦江南下，抵达四川遵义府（今属贵州），一路上“秋毫无犯”，深受百姓欢迎，綦江整顿初见成效。

随后，孙可望率大西军渡过乌江，进入贵州境内，并一举攻克省会贵阳，贵州按察使张耀、布政司参议曾益、都指挥使陈瑞征逃往定番州（今贵州惠水）。二月十二日，艾能奇率部攻克定番，南明在贵州的官方势力被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