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策（第2/7页）

虽说是联合剿贼，但有些话还是要讲清楚，特别是两家准备从哪儿分界的问题。

在一次廷议中，有人提议以淮河为界实行南北分治，大学士高弘图则认为山东不可放弃，最起码也得以黄河为界，并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谈判方针。

高弘图提出的方针包括：⑴迁葬先帝崇祯；⑵割让山海关以外（相当于让清军撤出山海关）；⑶承认清方的“可汗”地位；⑷每年以十万银两“安抚”清方。

高弘图的方针不可谓不正确，如果能够谈出这个结果，简直就是天降弘光政权以福音，“复国”指日可待。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在痴人说梦。

作为内阁首辅，马士英充分发扬史可法“和稀泥”的优良传统，索性避实就虚，提出了“论叔侄关系，分境而治”（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的方案。

马士英的方案纯属扯淡，你想认清政权的顺治皇帝作侄儿，也得人家愿意啊？入关打中原怎么还打出一个南京的叔叔来？还有“分境而治”，从哪里分？淮河还是长江？如果清廷坚持以海岸线分，弘光朝廷是不是还要搬到船上去？

左懋第倒是提出了一个比较靠谱的建议：以出使为名，率兵一路收复故土。造成占领黄河以南的既成事实之后，再进行谈判。

实事求是地说，这并不是自不量力和异想天开，因为李自成西撤后，清军忙着稳定北京的局面，对河北南部、山东、河南一带鞭长莫及，广大的黄河流域出现了权力真空。因此，弘光政权出兵光复故土，跟开荒没多大区别。

马士英、史可法非常爽快，果断地否决了左懋第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带兵北上，一路收降纳叛，大肆扩张，和谈的诚意何在？万一激怒了清军，岂不是惹火上身，活得不耐烦？

马士英、史可法还有一个不便公之于众的理由，他们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一味保存实力沉湎于灯红酒绿的四镇总兵是不会出兵的。四镇总兵不出兵，左良玉当然也不傻，其他各小镇的总兵自然乐于躲在后面看笑话。如果抽调京营的兵北上，全打光了怎么办？江南有人造反怎么办？

既然大臣不能达成一致，就该轮到“傀儡”朱由崧拍板，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但是，朱由崧似乎拿定了主意，“不关己事不开口，摇头一问三不知”。在他看来，在“御书”、“诰敕”上签了字，银子、绸缎也拨了，使团成员的官也升了，派不派兵马首辅跟史督师也决定了，你们爱干啥干啥去吧。

弘光政权的实权人物软弱无能、鼠目寸光、畏惧不前到这个地步，左懋第无言以对，只能带着自己对大明的一片赤胆忠心上路了。只是他还不知道，特立独行的“南混”陈洪范早就被清廷收买，已经将南方使团的底牌悉数通报给了对方。

九月初五，距离从南京出发已经过去了两个半月，使团终于沿大运河穿过江苏，抵达山东南部的济宁州。

这样的蜗牛速度，恐怕连当初磨磨蹭蹭率师西征的李建泰都望尘莫及。倒不是左懋第不想快，而是实在快不起来，因为一路上盗贼太多，不得不边走边停。

九月底，南方使团到达河北境内，但又接到清廷通知，顺治皇帝将于十月初一举行登基大典（重新登基，以示统御中国之意）。为了避开这个敏感的时期，使团耽搁了数日，终于在十月十二日抵达北京。清廷准备将使团安置在“四夷馆”，俨然是把南方使团看做进贡的属国。左懋第据理力争，清廷才改到了鸿胪寺。

在北京的这一晚，不受待见的南方使团“内外不许举火，……官丁饥寒殊苦”，左懋第彻夜未眠。回到久违的故都，在还有些许血腥和硝烟的空气中尽情地呼吸，左懋第浮想联翩，泪如雨下。

作为崇祯的旧臣，他亲眼目睹了大明王朝的崩塌。在他的脑海里，始终萦绕着母亲陈氏不屈的身影。母亲不过是一位孱弱的老妇人，她不能上阵杀敌，只能通过绝食来表达自己的一腔忠烈与愤懑。北京陷落后不久，她就带着对大明江山的无限眷念，溘然长逝了。

左懋第知道，南京朝廷里的那些人沉湎于江南的风花雪夜，只想苟且偷生，北上和谈的希望无限渺茫。但左懋第明白，母亲不惜付出生命，诠释的是忠义，是气节。相比之下，手握重兵的祖大寿、洪承畴、吴三桂之流，是多么卑微与无耻！

歌舞升平、暮气沉沉之日，方是彰显我大明大有人在之时，左懋第抱定必死的决心北上，决意效法南宋的文天祥，“留正气于千古”。

临行之前，左懋第上疏向弘光皇帝辞行，奋笔疾书道：

“望陛下时时以先帝之仇、北都之耻为念。……更望严谕诸臣，整顿士马，勿以臣北行为和议必成，勿以和成为足恃。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