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四部杰作（第2/6页）

真实的感情，个体的感情，不顾一切的感情，足以笑傲死神的感情——汤显祖的这种呼吁，使我们联想到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欧洲人文主义者热情地呼吁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来代替原先那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有的人文主义者甚至认为，为了减轻生活中的辛酸和悲伤，人类情欲的价值远胜于理性的价值。（参见爱拉斯漠：《疯狂颂》。）到了浪漫主义者那里，感情的浓度和自由度又有进一步的增长。站在个性立场上向传统观念挑战，颂扬非理性的自发生命力，成了许多浪漫主义者的创作使命。汤显祖的《牡丹亭》展现了与欧洲人文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们的追求极相近似的观念，表现了人的自发生命力从令人窒息的氛围中终于苏醒的过程。

在中国古代其他许多富有感情的戏中，情是包容在主人公身上的一种禀赋，而在《牡丹亭》中，情则是掌控全剧的中心。杜丽娘固然是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但我们不能仅仅像分析其他戏剧形象的性格特征那样来分析她。她更是一种纯情、至情的化身。

《牡丹亭》中所奔泻出来的感情激流，对于明代的现实，对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体制，都带有明显的反叛性。但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欧洲，这种时代性的反叛基本上取得了胜利，而在中国，这种反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离全面崩溃还远，它的调节功能还在发挥作用，因而还有足够的力量把汤显祖的新鲜思想吞没掉。

汤显祖的挚友，那个敢于非议程朱理学的达观和尚，终于被捕，死于狱中；

与汤显祖有过交往、对汤显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勇敢思想家李贽，也终于被捕，死于狱中；

汤显祖的那些东林党友人的遭遇，更是人所共知。

汤显祖本人可以在任职期间让在押囚徒除夕回家过年，元宵节外出观灯，但这种颇有一点人道主义气息的措施并没有超出他的职权范围（浙江遂昌知县）。自己的官职也难于保全，更不要说长期坚持这类措施了。《牡丹亭》的思想影响当然大得多，但在当时，也无法对社会面貌产生实质性的改易。

更令人深思的是，连他自己的思想文化结构，也会部分地吞没《牡丹亭》中的瑰丽情思。他知道《牡丹亭》是自己一生中最满意的作品，但他已无法再达到这个水平，后来创作的剧本，虽也不错，却已远不能与《牡丹亭》的精神力量同日而语。这就是一种在自相矛盾之中的自我吞没。

在汤显祖身上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戏剧文化无法像欧洲的戏剧文化一样，在重大社会改革的过程中起到巨大的精神鼓荡作用。汤显祖没有能做到的，他的后辈也没有能做到。

到李玉的《清忠谱》，虽然金刚怒目，却是封建社会自身结构内部调节的问题了。在那里，已经很难找到超越于那个社会政治思想结构之外的新鲜思想。

二、《清忠谱》

《清忠谱》一般署为李玉（约1602—约1676）所作，实际上毕魏、叶时章和朱素臣也参加了创作。苏州剧作家们多有合作之举，《清忠谱》即是一例。

《清忠谱》所写的事情，发生在汤显祖死后十年。汤显祖曾长期引为友好的东林党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他们公开谩骂、请愿，以至冲击衙门，矛头直指罪大恶极的宦官魏忠贤(1568—1627)，他们希望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引起皇帝对魏的警觉。

这场斗争的基本队伍已经是苏州市民，而领导者则是官僚阶层中的刚介正直之士，尽管他们已被罢官，或官职不高。于是，《牡丹亭》轻艳的异端，被《清忠谱》壮烈的正统荫掩了。正是这种荫掩，从一个角度标志着中国思想领域里刚刚露头的人文主义思潮的自然退歇。

《清忠谱》带有很大的纪实性，《曲海总目提要》说它“事皆据实”，甚至可以对历史记载作出补充。它所反映的事件——发生于1626年的东林党人周顺昌(1584—1626)的冤狱事件——曾引起过许多戏剧家的兴趣，据祁彪佳(1602—1645)《曲品》记载，写这一事件的剧作先后曾产生过三吴居士的《广爰书》、白凤词人的《秦宫镜》、王应遴的《清凉扇》、穆成章的《请剑记》、高汝拭的（《不丈夫》及未著姓氏者的《孤忠记》等。诚如吴伟业(1609—1672)在《清忠谱序》中指出的，这个创作热潮，在魏忠贤案刚刚布露时就形成了：

逆案既布，以公（指周顺昌——引者案）事填词传奇者凡数家。李子玄玉所作《清忠谱》最晚出，独以文肃与公相映发，而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