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样式的更替（第3/6页）

与其他许多南戏剧目一样，《拜月亭》在艺术处置上的一个明显缺陷是拖沓、冗长，穿插过多。戏开头到戏结尾都出现了的那位左丞相的儿子，在全剧发展的中途也曾几次出现，因为与蒋、王爱情主线颇相游离，显得有点纠缠。考之戏剧家的本意，大概是想把这个在战乱中发生的爱情故事，与上层政治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以提高它的社会历史格调。这种追求无可厚非，但由于艺术腕力欠缺，未能把两方面有机地融合起来。这种融合，将由清代的历史剧作家来完成。

四、《杀狗记》

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杀狗记》（《杀狗记》全名为《杨德贤妇杀狗劝夫》。焦循《剧说》称：“《杀狗》俗名《玉环》，徐仲由作，仲由淳安人，洪武中征秀才，至藩省辞归。有《巢云集》，自称曰，‘吾诗文未足品藻，惟传奇词曲，不多让古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亦有记载。徐渭《南词叙录》中曾记有“宋元旧篇”《杀狗劝夫》《杀狗记》可能由此改编而来。）都要比上述三个戏萎弱得多。

说的是兄弟两人，兄长当家，却喜欢结交市井无赖，弟弟相劝反被赶出家门。嫂嫂明理，把一条死狗装成人样立于自家门口，兄长回家大惊失色，去央求那帮市井无赖帮助掩埋，市井无赖们不但不帮，反而商量着向官府告发，而弟弟却向官府自首，说门口死人的事只与自己有关。等到真相大白，兄长和官府都感动了。

显然，这是一出颇为浅陋的劝诫剧，贬斥了一个家长、一群损友，褒扬了一个弟弟，一个嫂嫂，但总体显得勉强。

观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接受这个戏，并不是接受这个戏的主旨。他们只是在这里找到一种有关正常家庭伦理的寄托，借以鞭笞一下坏家长、坏朋友。

“荆、刘、拜、杀”四剧，略如上述。

《曲海总目提要》指出：

元明以来，相传院本上乘，皆曰“荆、刘、拜、杀”。……乐府家推此数种，以为高压群流。李开先、王世贞辈议论，亦大略如此。盖以其指事道情，能与人说话相似，不假词采绚饰，自然成韵，犹论文者谓西汉文能以文言道世事也。（黄文旸《曲海总目提要·白免记》。）

“荆、刘、拜、杀”四剧，在广泛传流的过程中几经修改，成了南戏向传奇衍变的温床。因此，人们既把它们称作四大南戏，又把它们称作四大传奇。在南戏向传奇衍变过程中起到更令人注目的作用的，是《琵琶记》。

五、《琵琶记》

《琵琶记》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比它所达到的实际成就要高一些，因为它是明、清两代传奇创作的正式开启点。

《琵琶记》的作者是浙江瑞安人高明（约1305—1359），字则诚。他受到过程朱理学的充分濡养，又历尽仕途沧桑，终于辞去官职，在浙江宁波城南一个叫“栎社”的地方隐居起来，开始了戏剧创作生涯。

《雕邱杂录》载：

高则诚作《琵琶记》，闭阁谢客；极力苦心歌咏，久则吐涎珠不绝，按节拍则脚点楼板皆穿。

周亮工《书影》记：

虎林昭庆寺僧舍中，有高则诚为中郎传奇时几案，当拍处痕深寸许。

这些记载不无夸张，未可尽信，但他在创作《琵琶记》时的苦心孤诣，也可想见一二。

高明把这样一阙《水调歌头》写在《琵琶记》的开头，作为破题：

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

这阙短短的词，相当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文艺观。

在他看来，文艺的主题应该关及“风化”，崇尚“子孝妻贤”，否则其他方面再好也毫无用处。

在他看来，文艺的题材应该从“才子佳人”、“神仙幽怪”的陈套里解脱出来，因为这些琐碎不堪的题材无以表现风化丰题。

在他看来，文艺应该“动人”而不是“乐人”，即应该追求情感上的震动和陶冶，反对浅薄的“插科打诨”，也反对“寻宫数调”。

可见，这是一种极为正统和刻板的封建礼教文艺观。但是，当他真正进入创作，笔端表现出来的一切又没有这篇宣言那样讨厌。显然，这是他的生活经历和内心忧伤在起作用了。

《琵琶记》的故事与上文所述《赵贞女》是同一题材，但旨趣大不相同，尤其是男主人公蔡伯喈，几乎是彻底翻案了。

《琵琶记》中的蔡伯喈，辞别白发父母和新婚妻子上京应考中了状元，皇帝下旨要他与牛丞相的女儿结婚。蔡伯喈说明自己已经娶妻，家有父母需要侍奉，因而要辞官、辞婚。皇帝和丞相极力促成婚事，蔡伯喈只得怀着思乡之情与牛小姐结了婚，做起京官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