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年（第3/5页）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是故人君惜赦。后世西蜀偏弱，而诸葛亮以不赦为治，遂能鼎足三分。汉帝与王莽虽不及见此，然《管子》却早已预警在先：“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久则不胜其祸。”频繁之大赦，不仅严重破坏现存法律，更大大降低了犯罪的风险成本。倘若犯罪的风险成本降低为零，这世界将会变成怎样？或许正应了王尔德那句著名的戏言：如果所有人都能够随便杀人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一天之内，人类就将彻底灭绝。

No.4：原罪

刘縯当时声望之隆，由以下细节可见一斑：在南阳境内，但凡提及刘縯，无人直呼其名，而是习惯性地称呼其字伯升，以示敬意。至于四方之豪杰，甭管是否真认识刘縯，都是一口一个“我的朋友刘伯升”，摆出一副和刘縯烂熟的样子，以借光长脸，自抬身价。

然而，不厚道地说，刘縯养客赚来的这点声望，就和水浒传中的宋江一样，大半还是靠钱砸出来的。刘縯提供给门客的待遇，虽然不可能像战国四公子那样奢侈铺张——平原君之门客，“刀剑室以珠玉饰之”；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然而数百门客的衣食住行，即使仅仅维持在一个温饱水准，其花费也是可想而知。

自父亲刘钦死后，刘縯一家骤然中衰。以中衰之家，养数百宾客，必然是捉襟见肘。然而，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宾客，刘縯一切以养客为重，对自己则是能省便省，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自奉之薄，无以复加。刘秀初回舂陵，见了刘縯的生活质量，不免大吃一惊，贩夫走卒都过得比这强呀，于是责问刘縯何必自苦如是。刘縯不想刘秀为家中的经济状况担心，强自掩饰道：“锦衣玉食还不简单！我所以不为者，乃是效法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志亡国之耻。”刘秀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于是信了刘縯。

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刘縯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想法赚上一笔快钱，以解燃眉之急。俗谚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要想发财，最快莫过于经商。什么，经商来钱还是太慢？那你还不如去抢了。没错，刘縯及其门客正是去抢。他们多的就是暴力，有暴力，当然就要追求暴利。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刘縯等人瞄准的行当便是劫道。至于劫完道之后，顺便劫个色什么的，这种事情咱们并不敢说一定没有。劫完道之后，遇见胆敢反抗的，顺便捅上那么几刀，这种事情咱们也不敢说一定没有。

用今天的价值观来衡量，刘縯及其门客完全应该定性为有组织的黑社会犯罪团伙。然而在当时，像刘縯这样的强宗豪族，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以暴力强取豪夺、鱼肉地方，早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即便是官府，也只能默认现状，听之任之，并不敢多加干涉。何以如此？如果能有幸采访到某位官府高层，并且在同意隐去其姓名的前提之下，他将向你透露：其实，他们也是有苦衷的。

No.5：官场守则

首先，要镇压刘縯这样的强宗豪族，势必动用军队不可，而地方政府却并没有常备军队可以调用。自秦朝废除郡县驻军之后，西汉和新朝在地方上同样也不设驻军。倘若地方长官铁了心要铲除此类强宗豪族，也有变通之法，那就是征召受训过的壮丁，临时组建起一支军队。然而，类似这样的发兵，必须先请示朝廷，征得朝廷的同意，再由朝廷派使者持虎符前来合符，然后才能行动。如果朝廷未赐虎符而地方长官擅自发兵，此为弄兵之罪，论死。

很显然，极少有地方长官愿意麻烦朝廷，更不敢擅自发兵，从而赔上自己的性命。是以，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选择武力镇压。况且，类似刘縯这样的强宗豪族，不仅在当地一手遮天，朝中也往往有人在背后为其撑腰，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真要想连锅端掉，只恐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万一惹怒了某位朝中显贵，最后倒霉的恐怕还是自己。

更为讽刺的是，地方长官并不总是处于主动进攻的状态，在强宗豪族面前，他们并不拥有理当拥有的权威，相反，他们还要成天提心吊胆，担心反而遭了强宗豪族的暗算。要知道：“强宗豪族豢养的门客当中，不乏冷血刺客，职业杀手之流，在这些人看来，只要能报主人之恩，管你二千石的太守，还是一千石的县令，那都只是一刀的事而已。”

正是由于以上重重顾虑，各级地方官员一般都会息事宁人，默认强宗豪族的特殊地位，彼此相安无事，豪族的归豪族，官府的归官府。至于由强宗豪族引发的民愤和冤情，只要未曾惊动长安，那便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是非曲直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