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2/46页）

理应比满族皇族对儒家精髓理解得更深刻的汉大臣们，听到这句话之后，由于羞愧和恐惧个个面红耳赤，战栗不已。

慈禧的话是诠释帝国政治的绝妙经典，几乎可以解释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

6月，京城初夏，阳光明媚。风沙弥漫的春天已经过去，天空明朗了起来。几场暖雨把蒙了一层灰尘的树叶洗刷干净，帝国北方各种长满小叶子的树木树影婆娑，枝繁叶茂，色调沉重的帝都到处镶嵌着鲜嫩的绿色。杨柳的花絮刚刚飞过，槐花浓郁的香气依旧在空气中残留。平民院子里的石榴花蕾已经绽出深红的颜色，而宫廷里的池塘也绣上了斑斓的浮萍。虽然端午节已过，但是租船饮酒的八旗子弟仍留恋在东便门外二闸附近的河面上，他们弹着三弦，摇着八角鼓，唱着单弦岔曲：

五月端午，

街前卖神符，

女儿节令，

女儿节令把那雄黄酒来沽。

樱桃桑葚，粽子五毒，

一朵朵似火榴花开端树。

一支支艾叶菖蒲悬门户，

孩子们头上写个王老虎。

姑娘们鬓边斜簪的是（那个）五彩灵蝠。

京城里的人认为，“善正月，恶五月”。五月里天清气朗，但是容易闹鬼。于是，进入农历五月后，家家都在门上贴钟馗像。钟馗具体是一个什么人物，很难考证，但据说是唐朝人，因为参加朝廷的武举考试没有被录取而愤然死去。死后“托梦”大唐皇帝，说他决心“灭除天下妖孽”。从梦中醒来的皇帝于是让画工吴道子画出钟馗的人像，贴于门壁，用以避鬼。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平民出身的男子即使没有“功名”，甚至就是死了，也要尽保卫皇帝的天职，因为他是皇帝的“子民”——这个中国词汇的意思是：对于统治者而言，任何一个中国人生来就有双重身份：儿子和臣民。但是，一个中国男人考试落第和天下的“妖孽”之间存在着什么逻辑关系，似乎一下子就说不清楚了，也许只有中国人才能心照不宣。

数百年来，中国人就一直在一年中的某一特定的时辰里，把这个戴着武官帽子、涂着戏剧脸谱、面容凶恶的汉子像贴在自家的大门之上。粗糙的画像贴上去的时候，钟馗没有眼球，懵懵懂懂的样子。半夜子时，月黑风高，人们悄悄出门，用鸡血给钟馗画像点上眼睛，北京人称为“朱砂判儿”。鲜红的眼球使这个汉子立即显示出万分冲动的神情，从此情绪古怪地站在每家每户的大门口。无论对前世英豪还是对传说人物，中国人所能表示的最大敬重是给他们封一个官职，他们给唐朝武举落第的钟馗封的是“判官”——中国人心目中奔走于阴间阳间负责联络的官员，这个掌握着生杀权力的官员的办公用具不是刑具而是一支笔，只要他在谁的名字上画一个叉，就等于宣布了这个人的死刑。

1900年初夏，北京人发现驱鬼的钟馗复活了，而且活生生地满大街都是。

义和团的农民们进入北京之后，端郡王的府邸成了义和团的总部。

端郡王府，一座豪华的皇亲府邸，雕梁画栋，山水亭阁，威严气派——几个月后，被外国联军烧成一片废墟，富可敌国的财产被抢掠一空。端郡王府的位置大致位于今天北京西城官园附近，那里如今只留下一条叫做“端王府夹道”（育幼胡同）的小街，也许还能令某些知道历史的路人依稀联想起那个几乎当上身穿金绣盘龙的太上皇的王爷穿上义和团的装束时该是多么古怪的模样。

端郡王府邸内外真个热闹！车水马龙，彩旗招展，揭帖标语，锣鼓喧天。数百义和团的农民们在府邸大门口设起了“拳坛”，香烟缭绕，咒语声声。看热闹的北京平民第一次看到普通农民居然可以在皇亲府邸随便出入，顿时感到世道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了。不对劲儿的世道极大地兴奋了皇城平民一贯单调的心情。一会儿听说端郡王带着义和团们去杀“二毛子”了，于是人们蜂拥着跟随而去；一会儿又听说庄亲王载勋带着义和团去抄“勾结洋人”的官员的家去了，于是又蜂拥着跟随而去。——京城的人们不感到累，这座城市的居民原本就是政治居民，连最贫苦的捡煤渣的老太太都能透露出点朝廷里的秘密。

接着，又听说端郡王家里的义和团们开练了：在一个被端郡王封为统带的义和团首领的指挥下，几个十三四岁的农民孩子，红衣红裤舞弄了一阵子就进入了“神仙附体”的阶段：口吐白沫，几近昏迷，突然又跳起来，几声怪叫，双手向空中乱抓，仿佛抓到了什么。看热闹的人们突然欢呼起来，原来端郡王载漪打开大门出来了。这位目前最得势的王爷扑通跪倒在坛前，表示了对义和团“法术”的崇拜。这一跪，把京城的臣民跪得心口直颤。端郡王当即表示：“真乃神力也！”他决定入宫，把义和团的神奇之术禀奏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