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北上北上（第2/20页）
这一次，国民党军放弃了长驱直入和疾进猛追的战术，采取了逐段筑堡、交替前进的方式，甚至规定部队每天只准行进三到五里，以便一边推进一边修筑碉堡：“各防区未成碉堡，赶紧增筑，以班碉为主，依实地形势，构成纵深配备梅花式之碉线网，并注意与邻区碉线双方衔接，勿留空隙。至于交通道路，亦应计划修筑，以利运输。”
面对国民党军的“围剿”，红二、红六军团最初决定依靠根据地和东部的游击区，抓住时机突破东面的进攻之敌，在运动战中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为此，红军先后主动放弃了位于湘北的津市和澧县，集结在石门西北部地域等待战机。但是，由于国民党军步步为营地推进，封锁线不但横向连接严密，纵向也达成了前后掩护，所以红军的出击战机始终没有出现，根据地反而在国民党军的逐步推进中越来越小。根据地的缩小使红军失去了机动作战的余地，同时也使红军的补给发生了严重困难。湘鄂川黔苏区北有长江，南有酉水、沅江，东有浩瀚的湘北湖区，西有长满巴茅的崇山峻岭，对于根据地内的红军来说，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一旦形成，生存危机即刻就会使他们陷入困境。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未来行动进行了反复讨论，一致认为根据地内部的“狭小地区”已不利于红军与强大的敌人持久战斗，红军必须迅速从敌人的封锁中突围出去，转移到根据地以外“无广大堡垒地带”，创造有利的条件对“围剿”之敌进行反击。
十月十五日，朱德、张国焘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意红二、红六军团开始转移：
贺、任、关：
来电悉。
（甲）一切请按实际情况由你们自行决定，必须秘密、坚决、迅速、机动，出敌不意。
（乙）在狭小地区内固守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可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太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堡垒，用进攻路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之。上述意见供兄参考。
（丙）我方主力仍在川西北活动，当尽量与你方配合。
朱、张
删［十五日］午
红军总部的电报虽支持红二、红六军团转移，但鉴于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转移途中的巨大损失，建议两个军团的转移作战不要走得太远。
三天以后，红军总部再次来电，电报仍没有提及中共中央已经北上，但是通报了红四方面军目前的战斗方位：
贺、任、关：
（甲）删午电收到否？你们行动方针由兄等按实况决定，我们只作一些建议。取守势是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
（乙）我军向川敌回击，刘文辉、杨森均被打垮，现已占领绥靖、崇化、丹巴、抚边、懋功。俘获甚多正追击中。
朱、张
皓［十九日］申［十五至十七时］
自红一方面军北上之后，红军总部发出和接收的电报，朱德并不是每一封都能看见。康克清回忆说：“一连十来天不看电报，老总是无法忍受的。他天一亮就到张国焘那里要电报看，而机要员就要去请示张国焘。”
十一月四日，红二、红六军团部队陆续集结到湘西桑植附近。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桑植以北的刘家坪召开了会议，决定部队转移到贵州石阡、镇远和黄平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
决心已下，立即准备。
首先整编部队，将地方武装独立团改编为红二军团五师和红六军团十六师。同时，两个军团都裁减了机关人员充实到作战部队中。红六军团十八师奉命留下，掩护主力突围，开展游击战争，危急时可以追赶主力。
从哪个方向突出去？
红军官兵们说：听贺胡子的。
贺龙和萧克已经决定：根据地东面的国民党军最强大，敌人一定以为我们绝不会迎敌东进，那么我们就先往东走，然后出其不意突然南下。贺龙说：湘中富裕得很哩，只要红军能出去，往哪里打都不吃亏，打下个县城就能得到物资补充。红军的突围计划制定得很周密，重点之一是圈子不能兜得太远，尽量避免靠近广东和广西的边界，以免把陈济棠和白崇禧的部队引过来。
整编后两个军团兵力约两万人。其主要领导是：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精英人物。
关于为什么要转移？道理是可以向红军官兵们讲清楚的，过去部队经常“跳到外线”去打仗，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才能够使红军出奇制胜。但是，红军的政治工作者还是遇到了一个特殊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红二军团中显得格外突出：红二军团官兵大部分都是本地人。虽然红军干部没说一旦突围就不回来了，但是什么时候回来也没人说过。家在刘家坪的一个老太太，儿子在红二军团六师当兵，红军干部找到老人讲了红军离开的道理，老太太就去了六师师部，说：“我把儿子交给你们了。”六师政委廖汉生对老人说：“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你儿子的。有我们在，就有你的儿子在。”老太太又说：“打赢了你们就回来。”说着就流了泪。廖汉生对老人说：“不管红军走到哪里，一定会回来的。”——许多年后，廖汉生对那片山清水秀的土地依旧满怀愧疚：“他们的儿子和丈夫许多人都在长征中牺牲了，有些连牺牲在什么地方我都很难说清楚。这笔沉重的感情债在我心头压了几十年。全国解放后的三十年间，我迟迟没有回去看望故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那一年，红军师政委廖汉生二十四岁，他就是桑植人。部队要离开的事他一直对家里瞒着。出发前夕，母亲得到了消息，走了近三个小时的路来到部队，想再看一眼自己的儿子。廖汉生安慰母亲说他一定很快就回来——廖汉生知道，所有的乡亲都怕自己的亲人一去不还，而包括他在内的一万多湘西子弟却是自此踏上了万里征途，所有活下来的红军官兵与自己的家乡都是一别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