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喜极之泪（第2/21页）

收拾了混乱不堪的部队，邓秀廷一撤就撤到了西昌以北六十公里处的冕宁。他的撤退使西昌外围没有了任何防守部队，川西南这座重镇被彻底暴露在了中央红军的面前。

西昌城坐落在富饶的西昌坝子中。这里是川军刘元璋部的最后防线，如果西昌失守，刘元璋的部队将无处可去。因此，为了守住西昌，刘元璋构筑了三道阻击线：第一道是城外的旧城城墙；第二道是依安宁河构筑的工事；第三道是拆除南门外西街商业街的所有房子，只留下那面沿街的墙壁作为阻击掩体。对于这道阻击线的修筑，刘元璋很是动了脑筋，因为约两里长的西街是西昌城最繁华的地段，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如果要彻底烧毁，定会激起民愤。但是，刘元琮坚决主张烧，说如果不烧，红军的攻城部队就会利用这些房屋接近城墙。西昌一旦失守，命都保不住，还管什么民愤不民愤。刘元璋还是犹豫，说烧也要等红军接近时再烧，那时候可以说是红军放的火。两人之间关于烧与不烧争吵不休，最后用电报请示了位于雅安的军部，军部回电说等红军接近的时候再烧不迟。但是，刘元璋还是放心不下，那些靠近城墙的民房确实是大患。想了一夜，第二天刘元璋召集商会代表和士绅代表开会。会上，刘元璋极力渲染红军的厉害，说要守住西昌城必要烧西街，但是烧街又会使民众损失很大。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真是一副痛苦为难的样子。结果士绅们纷纷表示，为了保全西昌愿意承担烧街的损失。刘元璋趁势赶紧暗示士绅，让他们联名写一个请求烧街的请愿书。拿到了“请愿书”的刘元璋胆子一下子大了起来，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距离西昌至少还有三十里的时候，刘元琮就下达了放火的命令——先是把城门用石条顶死，然后从城墙上往下泼洒煤油。火一点燃，不但繁华的商业街被烧毁，比邻的两条街也被焚毁了。

刘元璋和他的官兵紧张地等着红军的攻击。

但是，等了一夜，未见动静。

天亮的时候，有人报告说，红军的队伍在西南十五里的地方整整走了一夜，现在往泸沽方向去了。

消息在西昌城内传开，刘元璋立即受到了猛烈抨击，士绅们纷纷要求他赔偿损失。

中央红军绕过西昌，到达了泸沽县城。从这里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偏向东北，从越西到大树堡渡河，河对岸是富林，直通成都。另一条是小路，偏向西北，经冕宁，通过彝区，到达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后是雅安地区。自古以来，从川西南北渡大渡河，来往行旅客商只知大路，因为那条小路不但崎岖难行，而且彝区从不准汉人通过。

在大渡河布防的是川军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其中，第四旅守泸定桥一带，第五旅守安顺场和富林一带。同时，刘湘派出的增援部队正沿着大路向富林开进——国民党军判断中央红军要走大路。

五月二十日，中央红军先遣队到达泸沽城。刘伯承认为，如果川军死守横在大路上的富林，中央红军要从大树堡渡口渡过大渡河将十分困难，因此建议中革军委改变行军路线，选择小路从安顺场方向渡过大渡河。关于必经彝区的问题，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说：彝族分黑彝和白彝，黑彝是纯粹的彝族血统，是彝族的上层；白彝是彝汉混血，属彝族的下层。他们之间有矛盾，矛盾的主要起因是彝人对汉人的猜疑和敌对，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奉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后果。但是，只要红军工作得当，是有通过的可能的。聂荣臻对刘伯承说：“不管黑彝白彝，总比刘文辉好说话吧？”两个人统一了意见之后，立即给中革军委起草电报，电报的具体建议是：从泸沽兵分两路，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秘密改走小路，从安顺场附近渡过大渡河。同时，派刘亚楼和左权带领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佯装主力，继续顺着大路前进以迷惑敌人。但是，由于中革军委正在行军的路上，电报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时间不能耽误，刘伯承命令继续呼叫军委电台，同时先遣队向冕宁前进。出发前，刘伯承专门给先遣队作了动员：红军就要通过彝区了，彝人对汉人猜疑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开枪射箭，没有命令绝对不能还击。

晚上，在中共冕宁地下党员廖志高和陈野萍的带领下，刘伯承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到达了冕宁县城。这座县城里竟然没有任何一支川军防守。为了不打扰居民，先遣队司令部设在了城内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红军进驻的时候，刘伯承把教堂里的神职人员集合起来，向他们宣传了红军的宗教政策。教堂里的几个法国修女对面前这个被传说为“土匪首领”的红军将领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感到万分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