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山河苍茫（第3/14页）

第二、第六军团在风景秀丽的永顺县城开始了难得的休整。

军团领导在县城的天主教堂里召开了干部会议。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传达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虽然这一精神表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是“绝望的进攻”，红军很快就要取得“一省和数省”的苏维埃革命胜利，但博古的这些话显然与中央红军放弃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现实不相符了。会议对中央派来的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进行了批评，在随后写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报告中“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的职务。尽管如此，“左”倾的思想依旧影响着这支红军部队，会议作出的决议之一就是：“凡是受到批判的干部不能担任主官。”结果贺炳炎团长被撤了职，分配到管理科当管理员去了。会议批判的另一件事与贺龙有关：贺龙曾经利用他在湘西的一些社会关系，把不少红军伤病员安置在了政治上比较中立的团防那里。凭着贺龙的威名，团防不敢怠慢红军更不敢出卖红军，不少红军伤病员得以养好伤回到红军队伍来。可是会议说贺龙的这个做法违反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的指示。大部分红军干部对此心里充满困惑：红军要不断地机动作战，天天抬着伤病员肯定不行，如果没有可靠安全的安置办法，一旦负伤了不就是死路一条了吗？

会议仅仅开了两天就被突然发生的敌情中断了。

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已派出周燮卿、龚仁杰、杨其昌的三个旅又一个团共万余人向永顺扑来。

与此同时，第二、第六军团收到了中革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接近湘江，湖南的国民党军已被全部调来阻击，第二、第六军团应趁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部扩大行动地域。

两个军团的领导经过紧张磋商，认为只有给予敌人重创，才能重新打开局面。于是制定了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撤离县城，先向敌人示弱，待把追击之敌人引到适当的地点时，打一个快速的伏击战。

红军从永顺县城撤离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混乱。

永顺县城边有条河，河上那座古老的花桥是通往县城的交通要道。为了迟滞敌人的追击速度，红军决定把这座建造得格外精美的花桥烧掉。为了不引起当地民众对红军这个举动的反感，贺龙命令执行烧桥任务的五十一团团长郭鹏到军团供给部领取一千块大洋送到县商会会长家去。郭团长对这个数字之巨大感到十分惊讶，但他还是立即执行了。八十四岁的永顺商会会长也被这笔巨款吓住了，他让人挑着大洋找到贺龙，战战兢兢地说不要和他一个老头子开这么大的玩笑，自古以来还没听说过哪支军队自己掏钱打仗。贺龙说这不是玩笑，他找人测算过了，重新修一座更漂亮的桥，一千块大洋大致够了。贺龙麻烦老人家在事后建桥的时候组织工匠并负责监督。商会会长感动得战战兢兢地把钱收下了。接着，五十一团一营二连连长苏杰又来报告，说有一群百姓正在花桥边哭呢。原来这些百姓都是靠在桥上摆摊谋生的，烧了桥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路。军团政委王震把五十一团批评了一顿，说他们考虑不周，完成任务不好，要求他们即使借钱也要给百姓赔偿损失。五十一团到供给部去要钱，回答说没有了。于是五十一团全团官兵人人掏口袋，官兵们把所有的积蓄都掏出来，凑够了两百块大洋分发给了桥边的百姓。但是当花桥着火的时候，又发生了混乱。县城里拥出了一批人，有的往燃烧的桥上冲，有的往河水里跳。原来，县城里的不少富户人家把大量的金银细软甚至是烟土，偷偷地藏在了这座桥的木板缝隙里，火一起，这些财宝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争抢财宝的混乱直到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到达，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之后才告结束。

到达河边的国民党军看见的花桥只剩了几座桥墩。

河对岸，负责引诱敌人追击的五十一团随便放了几枪，然后跑得没了踪影。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站在山顶上向平坝瞭望的贺龙对这个伏击地点感到很满意：红二军团四师埋伏在坝子一侧的毛坝，红六军团的部队在萧克和王震的带领下分别埋伏在坝子另一侧的东山和北山；另有一个师负责守住“袋底”；负责引诱敌人追击的五十一团则负责最后封锁“袋口”。伏击敌人的“口袋”已经布置完毕，官兵们已经吃饱了，武器已经检查了好几遍，政委们正在各部队进行着最后的战斗动员。

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天快黑了的时候，追击的敌人到了。先头部队龚仁杰和周燮卿的两个旅刚刚进入了伏击圈，平坝四周山上的军号声便骤然响起，埋伏在侧翼的红六军团官兵呐喊着顺着山坡直接向敌军拦腰冲去，红二军团的官兵则把攻击方向对准了敌人的前卫部队。湘军陈渠珍部的两个旅在没有任何先兆的突袭中顿时混乱起来，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由于部队在平坝中拥挤在一起，本来占据优势的火力也无法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