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山河苍茫（第2/14页）

两天之后，红三军九师到达了一个叫铅厂坝的小镇，当他们准备宿营的时候，与湘军周燮卿部遭遇。九师二十六团被湘军从行军序列中阻断分割出来。二十六团团长常德善、政委汤成功正纳闷湘军为什么会出现在如此偏僻的地区，却突然发现山下的小河边有一小股部队在慢慢移动。二十六团立即派出部队前去与那股小部队接触，在远远地开了几枪试探之后，二十六团的红军官兵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令他们眼睛一亮的东西：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他们放下枪，轻轻地喊，大声地喊，然后，他们奔跑了过去。躺在草丛中的人已经无力站起来了，红三军的红军官兵小心地走到跟前，把这些红六军团的士兵扶起来，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几乎与此同时，在贵州沿河县的水田坝村，由贺炳炎率领的红三军独立团的官兵把一支大约百人的队伍带到了贺龙面前。尽管百人中无一人不是衣衫褴褛，但贺龙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万分消瘦的人是红六军团的参谋长李达。

这一瞬间发生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下旬。第六军团以巨大的代价揭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尽管这一过程使这支红军武装经历了太多的艰险与苦难，但他们终于与红三军在贵州、湖南和四川三省交界处的荒僻群山中会合了。可以想象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萧克和留着胡子的贺龙自南昌起义之后再次相逢时的情景。

同样是湖南人的萧克十七岁便只身来到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和贺龙一样，萧克也是在南昌起义爆发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失利后，萧克在湖南宜章担任一支农民武装的指挥官，而后参加了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跟随朱德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先后在红一方面军中担任独立第五师师长、第二十二军军长、第八军军长，一九三二年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那一年他刚满二十四岁。

十月二十六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官兵在南腰界举行了联欢会。

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

贺龙与萧克，两个性格坚强的共产党人从此生死相依。

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向中革军委提出了两个军团建立统一指挥的建议，但受到临时中央局的严厉指责，中央局要求两个军团各自“单独接受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并且单独地活动”。当时，红六军团归队的官兵只有三千多人，其中还有三百多名伤员，由于干部大量牺牲和部队曾被打散建制已不全；第二军团由于“肃反”扩大化，基层连队的党团员和政治干部也非常缺乏。“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在没有得到临时中央局同意的情况下，红二、红六军团还是迫不及待地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第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曾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第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于是，两个军团近八千名官兵热烈拥护贺龙和任弼时的统一指挥。“会师，会师，我们见到老师了。”在贺龙的眼里，红六军团是来自中央苏区的部队，是诞生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部队，他们具有丰富的建军和作战经验。为此，贺龙向红六军团要了数名优秀的干部担任红二军团的师团政委。

第二、第六军团所在地是一块纵横不过一百公里、仅有十万人口的荒凉地带，这里无法养活八千人的红军队伍。因此，两个军团统一指挥后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离开这里，到湘西寻求发展。在红军官兵的大会上，贺龙说：“六军团的同志们来到我贺龙这里，想好好休息一下打双草鞋，这个要求不过分。但是，我们这块根据地是新开辟的，还不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贺龙抬起一只脚，用手里的竹烟袋杆敲了敲他的草鞋底，然后大声说：“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央红军突破了瑞金苏区南端的粤军防线，正缓慢地行进在广东北部的大山中，而第二、第六军团这一天则从南腰界出发，开始向湖南西部的永顺、龙山和桑植地区开进。

这支八千人的红军队伍由熟悉地形的红二军团开路，红六军团跟随在后，他们沿着湖南、湖北和四川三省的边界一直向北，一度进入了湖北的来凤县境内。在确定敌人已经从各个方向开始向湖南北部集结时，他们突然将行军路线折向东，重新进入了湖南。之后袭击了湖南西部的龙山和永顺两座县城，县城里的团防根本没有招架之力，拿红军官兵的话讲：“打得他们连骨头渣渣都没了。”十一月七日，当中央红军到达广东与湖南交界处那个叫城口的小镇时，红二、红六军团的领导们已经住进了永顺县城一座华丽的老宅之中。这座老宅是国民党永顺县党部的办公地。眼下，在大厅悬挂的那块“天下为公”的匾额下，谈笑风生的是一群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