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绚丽之梦（第4/16页）

在苏联共产党的协调下，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与当时中国一个规模更大的政党——中国国民党——有过短暂的合作时期。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双重身份的李大钊入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样具有双重身份的毛泽东入选候补委员。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国民党就不可能取得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与旧军阀作战的胜利。在共产党人的策划下，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不断地配合北伐军袭击敌人的后方，城市中的秘密共产党小组甚至组织过小规模的城市暴动以配合北伐军战斗。北伐军每占领一座城市，共产党人便在那里成立工会组织；在北伐军占领的数个省中，共产党人还建立起农民协会，协会的骨干大多来自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被美好的生活前景激发出革命热情的青年农民，迅速地成为共产党主张的拥护者。他们从减租减息发展到阶级对抗，没收土地和财产的风潮因而迅速蔓延，令拥有土地和雇工的地主和士绅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中国共产党按照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开展的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触及了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国民党的利益，这种政党之间的冲突意味着一个无法调和的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单纯地消灭军阀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重新统一中国？还是进行一场把劳苦大众从不公正的社会体制下解放出来的阶级革命？共产党和国民党因不同的政治信仰而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因不同的阶级地位而追求着不同的社会利益——社会利益的不同是人类冲突的本质所在，本质的冲突是永远无法调和的。因此，关于革命目的的不同主张不久之后便演变成为政党之间的政治对抗。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决裂是从一九二七年开始的。那一年，国民党以解散上海工人武装为借口，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彻底“清剿”。上海警察厅公开通缉所有的共产党人，悬赏价为一个人头一千块大洋。在接下来的数周之内，有八千多共产党人被杀。随着国民党在上海的行动，其他城市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当国民党的每一把屠刀上都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时，全国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已近五万。这一年的四月六日，在北平的东交民巷，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李大钊被捕了。《晨报》这样记述了狱中的李大钊：“受审时，态度极其从容，毫不惊慌”，“身穿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入狱二十二天后，李大钊被处以绞刑。那台从德国进口的绞刑机笨拙而缓慢，绞杀整整进行了四十分钟。李大钊时年三十八岁，他是遗腹子，三岁丧母，既无兄弟也无姐妹，临刑前留下一张遗照：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正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横着褶皱的灰布棉袍下，垂着又粗又黑的铁链……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曾经描述过他一生最渴望看到的情景：“不出十年，红旗将飘满北京……”

面对国民党的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一条出路：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零时后爆发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打响的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起义的主要策划者是：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起义的军事指挥者是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南昌起义在军事上迅速取得了胜利，天亮的时候，起义军已完全解除了敌对部队的武装。八月三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起义军开始南下广东，一路上不断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作战。由于许多起义官兵并不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因此部队在艰难的征战中开始出现混乱。先是第二十军的参谋长带领一个团脱离了起义军，接着第十一军代理军长蔡廷锴带领除二十四师外的官兵也脱离了起义军。起义军还没到达抚州，就已减员六千以上，弹药也损失了一半。接着，起义军在江西瑞金和福建汀州的战斗中遭遇重创，数千伤员被安置在当地的一所教会医院里。教会医院的院长名叫傅连暲，这个当时信奉上帝的中国医生，此后将他个人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紧密相连，一直到数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严峻的形势使起义军被迫作出决定：向西，前往海陆丰地区，因为彭湃曾在那里组织过农民暴动，在已有群众基础的土地上可以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但是，随着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的不断到达，起义部队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为了保存干部，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决定解散组织，部队撤离。只是这个决定还没来得及传达，国民党军的猛烈进攻又开始了。贺龙的第二十军一师和二师均被打散，只有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的千余人突围了出去。至此，参加南昌起义的所有部队由两万人只剩下不到两千人。第九军军长朱德这时站了出来，并讲出了他一生中那句著名的话：“不愿意继续奋斗的，可以走；继续革命的留下，我是要继续革命的。”留下的人数大约是八百。在这些“愿意继续奋斗”的青年中，有七十三团二十六岁的政治指导员陈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