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161]（第3/31页）

因此，美国有这种特权——能够享受欧洲人的思想成果而不用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在美国，”托克维尔记录，“社会似乎是在一天天的实践中形成的，就像战场上的军队那样。”[190]

托克维尔评论了新大陆的罕见形势，其在永恒的当下是它赖以支撑的基础：“≠对美国来说，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未来：它并不存在。他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阻碍人类取得成就的自然极限；对他来说，没有得到的就是尚未尝试的。≠”[191]

开拓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开始于欧洲终止于美国荒野（他目前无限制地栖息的地方）的历史链的最后一个环节。[192]在美国西部，社会的主要特征仍未出现：“西部各州已有新居民，但社会特性仍不存在。[193]”托克维尔写道。在西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仅有的共同理念和唯一的联系存在于信件和报纸创造的薄弱的知识网络之中。[194]

民主人士的命运是否是定居在一个缺乏社会交流的世界中，在死亡和幻灭的无尽循环中（例如美国的森林或海洋）[195]，在限制性的当下？你可以这样认为。开拓者在森林中整理出一个出口，砍倒树木并将那些没有费力铲除的树干留在他的领土中。他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小木屋，他周围的树林标志着一段微妙的历史轨迹。一旦他消失，自然会收回它的领土。除了“一些渐渐腐败的残余物在不久后将不复存在”，他的消逝不会留下其他东西。[196]

这是否是为了生活在一个没有革命的世界中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个问题是用这些术语提出来的。因此，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设想和发展的新的政治科学把人类回归社会、回归历史作为其首要目标。[197]

历史的理论家

在19世纪上半个世纪，历史问题吸引了很多注意力，要找到比其吸引更多注意力的时期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对未来的不确定，迫使人们回顾过去：为了理解革命，你不得不尝试着将它放置在历史中，把它当作历史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为了这样做，跟保守主义者一样追求着克利俄。[198]政治家们创造历史并记录它，自称为历史学家的诗人和小说家们发挥想象力，并时不时地参与到政治之中；这一切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由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构成的罕见例子。

虽然，根据伯克和保守主义者的解释，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一个偏差，它远离历史，打乱节奏，但是自由主义者致力于论证历史的必然性。起初看来，托克维尔属于后者，因为他似乎遵循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历史必然性，特别是基佐的历史解释。

除了宿命论者，没有任何限定性术语与历史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有更密切的关联。某些批评者谈到了命定论[199]或者反对天命论，其他人则探究他持这种“一切必然朝着平等状态推进”的观点的原因与本质。[200]作为一个不喜欢所有形式的宿命论的人，托克维尔声称他发表作品的目标是清晰地展示这一点——“无论社会状态的倾向是怎么样的，人们总是能够调整它们，从而避免坏的倾向遵循好的倾向”[201]，他怎么能够将自由说成是一种近乎神圣的东西？同一个托克维尔怎么能够同时谈论民主的“不可抗拒的运动”，并称其为“上天注定的事实”？

既简单又复杂，他的答案包含了这种说法——其仅涉及社会平等的到来的必然性。对他和其他一些人来说，该事实被称为民主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从长远来看，社会平等孕育了法律平等和政治平等，托克维尔的理论可以被称为命定论，而民主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一旦知识平等得到宣告（每个人具备同等的获得真理的能力），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转变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按照托克维尔的想法，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上帝的旨意。

托克维尔继续说道，一旦你剔除了所有的次要原因，世界上所有的革命都有一个唯一的目的——增加或者减少平等，而平等是革命运动的基础或者产生的原因。无论是过去的革命还是现在的革命，其通常还包括了富人反对穷人和穷人反对富人的大背景。

但这种几乎与历史一样合乎逻辑的命定论，与关于自由的激情辩护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对托克维尔来说，向平等靠拢的运动独立于自由主义的发展。后者是真正引发历史变化的人为因素。换言之，民主主义的必然性，可以被理解为政治形势为适应社会形势而做出的调整，但其不能决定自由主义的历史演进：平等实际上既是专制的盟友又是自由主义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