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161]

了解革命

“此后，就像佩林·丹丁那样，尽管我没有权力这样做，但仍在愿望的推动下做出判断，我需要继续下去。”[162]托克维尔对诉讼人的主要特征的认识与整个时代的法官大致相同，那些参加了1789年和1830年的革命的法官，他们不得不致力于为社会寻找一种新的平衡。正如奥尔特加所说，对托克维尔和他的同代人而言，解决政治问题高于解决所有突出的个人问题。[163]过激派与自由派、1789年和1793年、贵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和平等、君主制和共和制，存在如此多的需要做出选择的对立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当把《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置于何处？这个问题仍有待解决。[164]知识的交流完善了他的思想并使他的修辞手法更加细致入微；但那并不能揭去1835年的作品在他身上贴上的标签。尽管托克维尔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但他被依次称为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开明的保守主义者、伯克式保守主义者、开明的贵族阶级人士、奇怪的自由主义者——总而言之，他的作品带来的混淆仍在持续。

而它在另一方面是困难的。《论美国的民主》，也被称作是对法国大革命做出的最令人着迷的诠释之一，其的确尝试着使用美国这面“镜子”[165]，来创造一种能够解释（并产生）革命和反革命的政治哲学。[166]

“身处于湍急的河流之中，”托克维尔写道，“我们固执地将目光锁定在一些我们在河岸上看见的碎片上，而急流将我们卷走并把我们推进了深渊。”[167]面对这种危险的革命动荡，人们迫切需要的是在某个地方找到一种路径或一块基石；正是这一点迫使作者在《论美国的民主》的最前面的篇章中寻找一种对革命做出的解释。[168]即使我们必须等待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伟大的历史巨变做出更全面、更详细的解释，也无法否认这一点，他的革命理论的主线早已呈现在《论美国的民主》的上下卷中。

托克维尔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大致总结为：对他来说，法国大革命既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也不是一次法国的革命。

此次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是因为真正的革命发生在精神、观念、信仰、心灵习性的层面上，这所有的一切再次使用了道德观念一词的含义[169]，而他选定的却是习俗一词。[170]

根据托克维尔的想法，每个历史变化必然始于思想层面。于是，思想改变一个社会的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并因其产生一定的改变。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状态。[171]

政治社会不是由他们的法律构成，而是事先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情绪、信仰、思想、心灵习性和精神构成，而本性和教育塑造了那些人。如果我的作品的所有部分没有呈现出这一真理，如果它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无法让读者们不断地审视自我，如果它没有在每时每刻向他们指明这一点，且没有公然表明教导他们的主张，仅仅是情绪、思想、道德观念能够带来繁荣和公众自由，与之相反的恶习和错误必然会把繁荣和公众自由推开，我将无法达到我所期待的主要的目标，也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172]

社会状态进而塑造了政治状态。[173]（在今天，我们会谈论社会和国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法国和美国[174]，人们是独立自主的，因为严格地说，即使法国人没有生活在自由的条件下，他们也已经学会将他们看作平等的个体。[175]一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既改变了想法和情绪，也被想法和情绪改变；一旦社会状态发生改变，法律机构与政治机构也会渐渐地适应这些变化。“从长远来看，政治社会不会不成为公民社会的表现和象征。”人民主权从一开始就是公众舆论的一部分。[176]

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革命大都发生在1789年之前，其在本质上因所有欧洲人的改变而加速改变[177]，其以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因培根和笛卡儿而继续，随后为启蒙运动提供普遍观点，其可应用于所有时期和世界各地。

“［革命］仅仅是一个激烈而短暂的过程，通过它，政治状态适应于社会状态，行为适应于思想，法律适应于道德观念。”[178]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复述。这只不过是现实到理想的突然的适应性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抽象哲学形成于未经完善的理论，因而产生了质疑，或者被政治实践所证实。

旧政权想通过防止政治变化慢慢适应于社会变化来无视社会变化，而这为其自身的灭亡创造了条件。革命者远离了能够让他们根据法国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分析及调整他们的理论的政治实践，试图让法律和政治世界遵从远离社会现状的抽象原则及普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