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 重回上海

我在一日之内决定离莫干山,离山之前,闻讯者识与不识,纷来看我。有的想留我,请共患难,有事必先顾我。有的要搭车同走。我自己本有小车,可容计嫂、楼君、德容、熙治和我。大纲坐卡车,我们的行李很简单,遂以剩余座位请先接洽者先坐。蒋益之先生一家是日与我们一同到南京,说明到了南京,他们自有办法。说到这辆卡车,我又要想着伯樵、仲完,他们得此不易,而且车顶装有树叶之网,以作掩护,车上坐着两个路警,原是膺白的卫队。这些安排,使我触动旧情,不感生疏,而不得不走。

计仰先嫂为每人缝一布袋,分藏现款,挂在贴身,相约倘遇警报,各顾自己,分散而不集中。我们黑夜行车,车行甚慢,时时停车让兵车先过。京杭路上所遇小队士兵,大都身材短小,神气镇定,据说系广西兵。对这些以血肉性命捍卫国家的同胞,我们贡献甚少而期望甚大,每次低头默致敬意。进南京市,天尚未明,路上车辆纵横,已不如平日之有秩序。这是我最后一次到南京,以后十余年至我出国,没有再到其地。

我们的车直驶上海路我的妹妹性元家,性元已带着孩子们到上海,她家里住有过路客人甚多,伯樵、仲完亦在那里。乙藜让自己卧室给我,我们五个人只有一张床;仰先嫂辛苦又晕车,她与楼君年纪都比我大,我请她二人睡床,楼君谦让,计嫂知我脾气,在吾妹家,请从我意;我与熙治、德容打开铺盖睡地板。这几日乙藜家外户不闭,人出人进,似一家没有账房的饭店,这风格我很合意。楼君本吃净素,我们劝以前路正长,请随缘便人便己,她从言开荤。

乙藜指衣橱书架,叫我要什么取什么。我离山时弃一切如敝屣,与熙治各穿着黑哔叽棉袍,我们还都在丧中,御寒有物,除铺盖外只携短期替换衣衫。我看书架,取《苏长公诗集》一部,《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一部,后者在汉口看毕留下,前者带到上海,战后仍还之乙藜。仲完见橱内有羊皮统两件,口中念念嫌我行李单薄,取了一件,到汉口即为购料做成皮袍。这是抗战期中我惟一裘衣,后来常在大冷天穿到“南屏”上课。

江浙不守与首都撤退之事,以中日军事实力比较,原非意外,但不料如此之速。大家以为修筑有年的“兴登堡线”上,至少可支两三个月,岂知这条线未曾用着。我身逢过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南京开国之盛,亦略知民国十六年(一九一七)国民政府再建都南京曲折。民元南北和议告成,中山先生已在南京辞职,让位袁氏,袁借口兵变不肯南来就任。我在学校曾参加过一次辩论,题目是:“首都应在南京抑北京?”我是在主张南京的一边。我的理由之一:海通以来,中国与国际关系海上多于陆上,建都东南,风气早开。我是被“祭明陵”“昭告光复”的一股兴奋空气所影响,实际所知道的南京比北京更少。有人说历史上南都往往是短局,我以历史并无重演,冀其不中。亦有人言“九一八”沈阳之变,政府若在北方,不至于事先茫然不察,而事后犹视作边患,不以为心腹之忧。事后先见,言之者易。然民国二十六年长长岁月,勇于内争,各不相让,致招外侮,无可讳言。今南京又是仓皇辞庙之日,不能不令人回忆当年,伤心不已。我没有在南京住过家,每去都不久留,常比膺白先走,似与南京少缘。此次京沪沪杭铁路皆中断,我之逃难初步,偏要到“与历史有关,而人事无缘”的南京开始,实始料所不及,情怀至苦。仲完和我,都是民元参加祭明陵典礼的。

我仍在转念头要回莫干山,山村角角落落容身之处甚多,已经着手之事多做一天是一天。终以德容尚在大学,熙治还只高中,莫干山与庾村不可能有其读书长久之计,而他们亦决不肯让我一人回山。仲完告诉我,他们已拟之计划,铁道部名下一条江轮,他们和我各得到一间舱房,不日西行。此事得之不易,出自张公权先生好意,公权先生时为铁道部长。朋友们临难不遗我,使我感动,然增加我心上的困难。这预定的一间舱房是两个铺位,显系为我与熙治,我母女弃同行者于半途而走乎?与我相处者一向以我为可靠的人,我良心能如此?我在山时,见报载杭州省当局谈话:敌人决不能来杭州,当局必与杭州共存亡。后来敌未至而省政府仓皇撤退,船车俱受统制,老百姓欲走不能,望钱塘江而兴叹。此种不负责任之壮语,与临难不顾人民的行为,我曾愤慨痛心。今事未兼旬,我得到公家的方便,易地而即忘怀一切乎?我终于谢却已得之舱位。伯樵、仲完因我而亦留在南京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