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 对党和政的不同意见（第6/7页）

得蒋先生复书如下：

二兄大鉴：手示敬悉，是否能见诸实施，尚待考虑，而弟之去留问题，决不轻易断行，要以党国之利益为定也。余托乙藜兄转达不赘。顺颂近安。弟中正手上。（十二月五日）

膺白在十二月六日的日记曰：

六日早餐后乙藜由宁来，带到蒋先生手书，对昨陈大计谓能否实施，尚待考虑。而另一问题，乃将去春之旧话重提，要我出而长苏，予觉非其时非其地，以缓词复之。又熊天翼君亦奉命由宁来，与我及岳军商量外交方针，谈三小时未能决，约晚间再谈。午后三时半至总商会演讲《努力之方向》，五时归寓，七时天翼岳军再来，商定大体方法，由天翼专差赴宁报告，十时散。

在这次日上海学生欲赴南京请愿，北站夜车被学生所阻，未能开出。又次日天翼、岳军二位来，出示蒋先生函电各一件。又次日，学生三千人包围上海市政府一日夜，在市政府开“民众法庭”，李烈钧入团调解未成，膺白与君怡偕往市政府，在门外鹄立一小时未得入。学生退后，岳军先生细述此案经过内容，膺白以为可叹可悲，起因由南京来，出自好弄小巧几惹大祸之辈。这月十五日各地学生在南京打毁外交部、中央党部，击伤劝解之蔡孑民先生和陈真如。膺白曾告何敬之先生上述四日致蒋先生之长函，并以为此法尚可救济目前难局之一部分，请其返宁再询蒋先生，并言：如蒋先生已下野，不便有所主张，则膺白愿以国民地位发表之。这些均散见于其日记。

膺白对政治说得最多的有两点：（一）国事应由全国人共议共定之，民十三（一九二四）他所手草之国民军通电即如此主张；（二）国家须有一定之法。“不有一之，国无宁日，一之之道，法而已矣。管子曰：‘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读世界亡国季史无不起因于法纪之败坏。”（见民七〔一九一八〕所作《中国之将来》）。在民十八（一九二九）、一、廿一的日记里言：“晤宋子文先生，请其转达蒋先生，在三次代表大会中，规定几条‘法源’，使政府得依法产生，一可以安人心，二可以绝恶例，盖政府能有一定之‘时间性’，则万事始可着手，且以民元先制约法为例。”

这极起码之步骤，而当时均难做到。膺白对党和政的不同意见在此，我完全了解他的意见的。

下面两段民国八年（一九一九）膺白在天津学界俱乐部的讲稿，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德、奥二国收十难局情形，说得很详。大概是他最憧憬的政策和开国人物风度。不嫌陈腐，节录如下：

去年十月，德国战败消息传播国内，一时人心慌恐，秩序动摇。在基尔城之海军，受劳兵会之鼓惑，于十一月三日首先谋叛，柏林漢堡包同时响应，德皇威廉第二出奔荷兰，联邦君主亦相继逊位。内忧外患交迫俱来，四面楚歌，已陷于无政府地位。社会民主党之爱倍尔8氏应运而出，经众举为临时行政首领，惟时南部巴威、瓦敦堡、巴敦9三省，纷纷独立，北部劳兵气焰，又异常猖獗。爱倍尔氏默察全国情势，以为欲收十此难局，第一须得列强同情，第二须潜移劳兵之势力，第三须维系南部之人心。此三项内以第二项为最难，亦最要。盖欧洲各国方畏过激主义如虎，若赞成劳兵，势必招列强干涉，反对劳兵，则彼之政治地位立刻推翻，而国家要无法维持。十一月二十五日爱倍尔氏乃召集各联邦代表，开协议会于柏林，力述内外情势之逼迫，全国统一之必要，结果遂得议决三条：（一）各代表立誓，嗣后必倾注全力，反对分裂；（二）速开国民会议，取决政体，且须在柏林以外地点行之；（三）国民会议未召集前，人民意志暂由劳兵会代表之。总观三条，第一条足以打消南部独立，第二条可以避去劳兵干涉，第三条可以暂安劳兵之心，不使其立生反动。从此局势渐定，彼乃决定召集国民会议于巴威、瓦敦堡间之韦玛10韦玛为德国文化发祥之地，历代硕彦大半产此，其因习与柏林之醉心物质文明及铁血主义者，绝对不同。一则对外可表示新政府已采取文治政策，而弃曩时之武力政策；二则全国代表集此，使之追念前哲，以激发其爱国心，巩固其团结力；三则可使独立气势最盛之巴瓦两州人民，日闻韦玛议事消息，深知国步之艰难，打消分裂之祸于无形；四则不受劳兵干涉，俾各代表得以自由意志从容议政；五则国家大事均由该会议决施行，得减小自身左右之攻击目标。一举而数善备。嗣后数月，政府基础渐固，劳兵会不甘屈伏于爱倍尔势力之下，为铤而走险之计，与政府军巷战于柏林，适其时近卫军由战地撤回，加入战线，遂一击而败之。于是爱倍尔之内外信川益形坚固，韦玛之国民会议公举彼为第一任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