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不幸的二次革命（第3/7页）

宋案破案的线索由于密电。吴承斋（佩潢）先生在清末任职上海电报局，膺白在辛亥革命时，上海尚未举义前，为电报而认识他。他与英士先生为吴兴同乡，能由电码一望而知其文，未出过国，而英文英语都极好。宋案从电报中寻线索，亦由他先想着。一个帮会头脑做过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亦办过南京总统府成立时庶务的应桂馨，忽然与北京要人频通密电，事有可疑。租界巡捕房在应的家里查出密本，真相大白，人证俱获。教唆者为政府当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们虽然置身革命，对不光明的杀人始终反对。

膺白到上海之日，同志们正感情冲动，谈论对策。对策有不同，而愤慨于袁政府之不法，则无不同。常常在同孚路黄克强先生家集会，通常参加者：中山先生、英士先生、各省往来的代表。膺白亦每会都参加之一人。讨论来讨论去，原则只有两点：用法律起诉？抑用武力再革命？起诉难以有效，显然可知。称兵则有是非成败两方面：从是非方面看，袁固不法，国民党不假他途而即用武，是否合法？从成败方面看，积极主战的人以为革命党用两支手枪夺过城池，辛亥有先例。郑重估计的人以为袁氏非清室暗弱可比，而革命党已精疲力尽。人心之趋向亦与辛亥不同：辛亥是举国一致的光复，此时是两派政权的得失。民众对革命党信仰并未坚固树立，辛亥南京政府和各地军政府时间太短，尚无政绩予人留恋，亦有不经意而与人口舌之处。经不起袁政府以权利笼络，歪曲宣传。崇拜英雄空气与舆论，均与辛亥不同。膺白是在不主战的一面。

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为尤甚。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水浒》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

中山先生、英士先生坚决主战，他们看到袁氏终将为民国之害。克强先生虽与钝初先生公私交谊甚深，又属湖南同乡，然言“钝初已死，不可复救，而民国根基未固”，颇主慎重。又言：“措词非易，其苦尤甚于死者。”（见致梁燕孙电）可见当时看法不同，与意气难平之状。估计战略与战术，每被人讥为辛亥未尝有此。以辛亥经验，成败关键在南京与上海，克强先生有旧部任职南京第八师，膺白有旧部在上海为第六十一团，都计算作用武时主力。江苏有省军三师皆系新练，而苏督程德全已不复如辛亥之肯合作。六十一团虽浙籍，已另有所属。此时的浙江，更明显附北不附南。南京无苏督之赞助，上海无浙江为后援，军事得失，显然可见。

在此以前数月，克强先生撤销留守府时，一日与膺白谈到同志们未来努力方向。膺白偶然有一建议：凡有志趣或有能力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人，共同向一目标，分四个步骤工作：调查、设计、改良、创造；他预拟调查工作即须一二年。如此，以做事而言，不至于十人皮毛，谈兵纸上。以做人而言，趋向专业，不必定从政治讨生活。以政治而言，人才深入民间，国民方真个了解国事，中枢亦不至脑充血。他还说：中国人不但要学外国文，更宜学本国文，如蒙文、藏文。他提到日本人有东亚同文书院，即是培养深入中国的干部。许多事我们不做，人家要来做，我们正不怕没有事做，未来努力的方向甚宽，要在指点和促成这些方向。克强先生听这些话甚为动容，极怂恿膺白作计划，尤尽力筹款，并问第一期筹款十万元如何？又谈到此组织的名称，膺白拟名曰“春旭社”，取“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之义，谓民国将如旭日初升，光芒万丈。他回家告诉我，克强先生很起劲，很想留他。我谓用意固好，“春旭”二字太日本气味，这名称不甚顺眼。膺白自己已决定出国，其后亦不再有讨论机会。我今追忆述此，以证革命党人已确在想，在社会作和平积极的贡献。膺白这种念头，亦即二十年后，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前身）和新中国建设学会之前因。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三月以后至七月，和战问题在上海久议不决。不主战的人不便多言，言亦无用。主战的人则并不能调度军事，为通盘计划，坐待袁政府一一布置。不决之故，略述当时革命党之实力大概：一在北京占国会多数之参众两院议员；二在上海的中山、克强、英士诸先生；三、革命党人主治的赣、皖、湘、粤四省；四、曾为辛亥革命重点，而此时人情空气已变之江浙两省与上海。

国会凭民意法律则有力，离开民意或在不法之下即无力。中山先生在国内日子不长，当政亦不久，人崇其名，未见其实。克强先生每役躬临前线，黄花岗及汉阳均失败，南京临时政府他是先到而后撤，任劳怨最多。英士先生担任辛亥最重地位，然上海乃五方杂处之地，用之得当，人无弃才，稍一不慎，泛滥无归。以个性言：中山先生高瞻远瞩，主张而指挥；克强先生面对现实，量力而躬亲；英士先生不择细流，热血而侠义。此时皆高而无位，贵而无民，即使有决策，而执行须靠有实力地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