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辛亥革命知见

辛亥革命之初，一般人称为“光复”，“光复”二字，妇孺可晓，不烦解释。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首祭明陵，即含“昭告光复”之义。我当时亦在少年群中，随众鞠躬，隐约听读祭文之一人。当时的兴奋与满足，是生平难得有天真无忧的一次。后来清帝退位，南北议和，民国系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而成，且用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以象征五族共和，遂称“革命”而不言“光复”。这面五色国旗，含有五族合作平等之义，亦有其甚远用意，系折衷革命后众议而定，非革命前中山先生所定之青天白日旗，故后来重新易帜，而成现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五色旗在国际上代表中华民国十七年，在后来从不断发生蒙古问题西藏问题上看，则缺少了这点精神上维系，亦有点可惜，而且当时如何不想出一个另外有联系性的象征来。

武昌起义，各地初用黄帝纪元。改用阳历出于沪军都督府一个参谋沈虬斋（云翔）的临时动议。沪军是筹备南京成立政府的后台，沈君见其时上海外侨准备过年，触机想到改用阳历，大总统在元旦就职，更加“作始维新”的气象。以其意告之参谋长黄膺白（郛），膺白即为陈都督英士（其美）起草电南京，这件改元大事就此匆匆而定。沈君浙江吴兴人，二次革命后在沪，被袁政府人诱出租界枪杀。

我个人直接承前辈志士之教，倾心革命久矣。武昌起义，不旬日，即与同辈少年思有以效力，曾有一小段摇旗呐喊不成熟举动，所见地方在沪宁、沪杭二铁路沿线，将约略述于后。我们初见革命领袖们，以为书上读过的志士豪杰均在是，国家前途有无穷希望。我曾读书于袁项城所倡办的北洋女师，他来学校参观，或学生岁时往谒，我屡为同学代表致辞。监督傅沅叔先生曾有一次带我到他书房，问话蔼然可亲，我尚只十三四岁，因同情戊戌政变之故，不能释然于心，非校命，务避接近。辛亥革命结果，我所梦想之志士，让政于我所疑惧之枭雄，颇不安于怀。然终觉豪杰哉民国之人，共和不当谦让为治耶？民国前途自无量！

辛亥革命斩断几千载姓姓相斫家天下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空前的事。乃以民国始终扰攘之故，这件空前历史，未能如其他世界上先进国家的永留建国光彩。其经过，亦因民国第一个政权——北洋军阀系——之有意抹杀而暧昧，第二个政权之过分归功于一点而垄断。致使烈士们活泼的碧血，全国可勃兴的民气，皆成刹那彗星，堕地无光。

我读过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冯自由《中国革命史料》，湖北通志馆印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和一些零星纪录。亦曾有愿写一篇辛亥革命鸟瞰，为参考得失之由。愿大才小，岁月蹉跎，迄未成功。在我所读书文中，似有关军人之事和名较少。此系事先军人须特别秘密，少有纪录；且辛亥甚少战事。然当时比较有秩序的地方，都有陆军学生出入其间。我所认识膺白的陆军同学，多与辛亥革命有关。大半能文，而纪录极少。民国十四五年李晓垣（书城）先生在天津吾家做客甚久，一日，见其接吴绶卿（禄贞）夫人函，为女公子婚事与商可否。我素知李先生参黄克强（兴）先生戎幕，辛亥与克强先生同事汉阳，同事南京，癸丑（一九一三）失败后同在东京，同在美国，至民五（一九一六）克强先生逝世未离左右。克强先生自黄花岗之役，辛亥（一九一一）在汉阳，癸丑在南京，每役皆躬临前线，每役皆败，未尝诿过于人。我最后一次见他在东京郊外，他留膺白和我便饭，所居是一日本朋友的别庄，一向同情中国革命的宫崎滔天之妹为照料家务。饭毕，他递竹篮里一方小手巾给我，我见他右手仅有的三个指头，而他写的字还永远那么好。我几次怂恿李先生写克强先生传记，至谓义不容辞。至此，我又知李先生与吴家关系，朋友为遗族决儿女大事，其交谊可知。辛亥吴禄贞以新军第六镇驻石家庄，其实力与形势，足以左右北京政局而冲淡北洋系势力。吴之猝然被刺，南北均势相差更远，于辛亥成败关系甚大。我又怂恿李先生写吴的事，以助辛亥史料。李先生言，当世人写当世事太难，且多顾忌。写当世事诚难：从纸面寻材料，尚只须判断取舍安排；从胸中寻材料，则立场视线好恶宽窄均足以为梗。写史修练与做人修练同，永无完满之时，做到几分是几分而已。

我今写《回忆》，只是个人片面知见。辛亥（一九一一）之事，是我直接留心国事的第一次，然所知甚为有限。当时文告及南北议和条件，世多知之，惟清室优待条件，至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膺白摄阁时修改；其修改要点与辛亥不同处有二：其一，清帝撤除尊号为民国公民，其二，优待岁费自四百万元减为五十万元。辛亥时，原条件在上海有人以为四百万元岁费太高者，汪精卫（兆铭）言若相持下去，人与物的牺牲要多少倍于此数，卒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