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明宰相与糊涂天子

李泌的离世是德宗的损失，更是帝国的莫大损失。

不过，德宗是幸运的。因为上天除了李泌之外，还给他准备了另一位贤明的宰相。

他就是陆贽。

早在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也就是德宗流亡奉天期间，陆贽就以一个普通翰林学士的身份担起了一个宰相的职责。当时，朝廷的许多大政方针都出自陆贽的筹划，德宗也对他言听计从，《罪己诏》的颁布即是其中典型一例。

所以，当时的陆贽普遍被人誉为“内相”。

但是，诸藩之乱平定后，德宗却有意无意地疏远了陆贽。

因为陆贽为人率直，言辞总是过于激切，经常让德宗很不爽。每次陆贽进言，德宗都会感到宝贵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此外，一帮嫉贤妒能的朝臣也时常在天子耳边嘤嘤嗡嗡，编排陆贽的不是。因此，即便陆贽德才兼备、人望颇高，却始终与宰相之位无缘。

李泌去世后，户部侍郎窦参、太常卿董晋继任宰相。窦参为人刚愎自用，凡事独断专行，而董晋却是个唯唯诺诺的老好人，朝政大权自然都落到了窦参一个人手里。窦参不仅专权，而且还纵容一帮亲信贪污纳贿。德宗屡屡警告，可他却置若罔闻。德宗忍无可忍，只好在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四月将其罢黜。

窦参一贬，朝堂上就只剩下董晋这个形同虚设的宰相了。要想让帝国朝政尽快回到正轨，清除窦参留下的恶劣影响，就必须物色一个刚正贤明、德高望重的人来当首席宰相。

直到此刻，德宗才想起了与他共过患难的陆贽。

这一年四月，被冷落了十年之久的陆贽终于登上了早该属于他的宰相之位。

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政治理想和报国热情终于有了付诸实践的机会，陆贽自然是全力以赴。就在拜相当月，陆贽便奏请德宗改革中央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也就是把原来由宰相一手包揽的人事权下放到各个政府机构，由各台省的长官自行推荐人才担任下属官员；但是在任命状上，要注明推荐人的职务和姓名，以便将来考察被推荐人的政绩，从而对推荐人进行相应的奖惩。

陆贽之所以推行这项人事改革，目的就是要避免因宰相权力过度集中而导致任人唯亲、专擅朝政、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而让熟悉本部政务的台省长官公开推荐下属官员并承担相应责任，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行政公开化，消除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尽最大努力做到唯才是举和量才录用。

陆贽这么做，显然极大地削弱了本来属于宰相的权力。

而此时此刻，削弱宰相权力就是在削弱他自己的权力。

仅此一点，我们就不难看出陆贽的坦荡襟怀和无私品格，更不难看出他作为一个执政者的清明理性和廉洁精神。

无论古今中外，要判断一个执政者（或执政集团）是否合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利益，这个人（或这个集团）愿不愿意用权力的右手砍断权力的左手？或者退一步说，愿不愿意让自己手中的权力受到严格的制约和监督？

这个要求貌似很高，但是如果我们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只是对执政者最基本的要求。因为，权力的属性是公有的，从来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私有财产；无论这个人或这个集团用什么方式获得权力，都只是权力的“代理人”，而非“所有者”。

虽然陆贽不懂得现代政治文明，但他本着自己的良知做事，却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精神。陆贽之所以愿意削弱手中的权力，就是因为他并不把权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因此，为了维护朝廷和国家的利益，他当然乐于为权力寻找一种更有效、更合理、更透明、更公正的运作方式。即使这种方式是用自己的右手砍断左手，即使这么做伤害了他个人的利益，陆贽也在所不惜。

毫无疑问，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执政者。

对于陆贽推行上述人事改革的目的，以及陆贽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坦荡和无私，德宗当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改革方案，于这一年五月下诏颁行。

然而，仅仅数日之后，便一再有人跟德宗打小报告，说各台省长官举荐的人都是徇私受贿的产物，并不是真正的人才。德宗一听，赶紧私下告诉陆贽：“自即日起，各台省官员的任命和调动，都由你自己做主，不要交给各部门长官。”

陆贽闻言，随即连上三道奏疏。

第一道奏疏说：“本朝自开国以来便有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选拔由宰相合议，六品以下官员由吏部铨选，然后上奏皇帝批准，下诏任命。但后来佞臣当政，废除了宰相合议制度和公开推举制度，单独行使权力，用以捞取个人利益，因此即便是品行才学出众者，若没有当时宰相同意，也得不到提拔和任用。这就是一直以来的弊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