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狼烟：契丹叛乱（上）（第2/3页）

这一年五月，帝国的东北边陲突然爆发了一场由契丹部落发动的叛乱。这本来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地方叛乱，可武曌绝对没有料到，在随后的日子里，她竟然会为此陷入焦头烂额的境地，甚至受到突厥人的无耻要挟和政治讹诈，而堂堂的帝国军队也将在小小的契丹面前屡屡遭遇惨败……

这场来自北方的烽火狼烟首先是在营州（今辽宁朝阳市）点燃的。

当时，营州辖区内的契丹部落遭遇饥荒，营州都督赵文翙为人刚愎自用，不但不赈济灾民，而且颐指气使，视契丹酋长如同奴仆。契丹首领李尽忠和妻兄孙万荣遂揭竿而起，攻占营州，杀死赵文翙。李尽忠自立为“无上可汗”，以孙万荣为前锋，一路攻城略地，所向皆下，旬日之间兵至数万，迅速进围檀州（今北京密云县）。

消息传来，举朝皆惊。而更让武曌和满朝文武大为错愕的是，孙万荣居然打出了拥护庐陵王李哲的旗号，大声疾呼：“何不归我庐陵王？”（《资治通鉴》卷二〇六）

武曌勃然大怒。

一群未沾王化的野蛮人，竟然也配替李唐出头，跟她大打政治牌！

她即刻将李尽忠改名李尽灭，将孙万荣改名孙万斩，以示彻底镇压的决心；同时派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等二十八位将领，率领大军出征。不久后，又以春官（礼部）尚书武三思为榆关道（今河北抚宁县）安抚大使，开赴前线，以备契丹。

二十八个将领，外加一个安抚大使。此次出征将领人数之多，似乎为大唐开国以来所仅见。表面上大张旗鼓，志在必得，其实充分暴露了武周一朝在军事上存在的严重弊端。

首先，武曌为什么会铺这么大一个场面？答案很简单——心虚。她为什么会心虚？因为此时的武周王朝实际上已经无将可用。说得更准确点，是没有真正能够独挡一面的名将可用。自从武周革命以来，武曌为了篡唐称帝，不惜展开大规模清洗整肃，因而像程务挺、王方翼、黑齿常之等军界奇才，便先后因政治原因遭到诛杀。此外，当时的外患又异常严重，如日中天的突厥和吐蕃对唐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比如契丹叛乱的两个月前，长期在对蕃战争中屡建战功的名将王孝杰、娄师德就在素罗汗山被吐蕃国相论陵钦击败。王孝杰因之贬为庶人，娄师德亦贬为原州员外司马。由此可知，一方面是国内的政治清洗在不断自毁长城，一方面是客观上的外敌侵逼加剧了人才危机，因而到了紧要关头，当政者必然会陷入捉襟见肘的困窘。

其次，正是因为武曌没有真正的名将可用，所以她才不得不虚张声势，靠人多势众来吆喝壮胆。可她这么做恰恰犯了兵家之大忌。因为用兵之道历来是贵精不贵多，将领太多的话反而会互不统属，各自为战，或者为了争功而相互掣肘，这种情况在战争史上并不罕见。更何况，此次出征的这些将领没几个真能打仗的，说他们是滥竽充数也不为过。所以，武曌越是想显摆自己兵多将广，越是证明她在军事上纯属外行，并且这种外行的战略很快就将在战场上结出恶果。

最后，武曌任命侄子武三思担任所谓的安抚大使，无非是希望他能借机分享战功，以此树立威望，捞取政治资本，为武周政权向第二代过渡做准备。这么做显然有任人唯亲，因私害公之嫌。更有甚者，在此后朝廷军连遭惨败的情况下，武曌又执迷不悟，一次次把庸懦无能的武家子弟派上战场。如此昏招频出，自然就决定了帝国军队在战场上损兵折将的命运，同时也充分说明——武曌脑袋里只有政治和权谋，基本无视战争本身固有的规律。

这一年八月末，唐军（为便于行文，仍称唐军，不称武周军队）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等部率先进抵硖石谷（今河北昌黎县北），遭遇契丹军队伏击，大败。稍后，诸军进至黄麞谷（昌黎县西北），再次落入敌人的口袋，张玄遇、麻仁节被生擒，唐军将士尸横遍野，几乎无人生还。契丹人缴获唐军大印，遂伪造军令，强迫张玄遇等人签署姓名，然后把命令送到唐军的后军总管燕匪石、宗怀昌等人手中，声称：“官军已大破叛贼，你们后方部队应火速跟进。倘若迁延观望，等到克复营州之日必定予以严惩，将领一律斩首，士卒不计战功。”燕匪石得令，赶紧昼夜兼程直奔营州，连停下来吃饭和睡觉都不敢，以至人困马乏，到了半途，又一次进入契丹军队的埋伏圈，终于全军覆没。

北征军惨败的消息传回，举朝震恐。武曌更是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助和窘迫。

因为，此刻的武周王朝不仅无将可派，甚至已经无兵可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