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演越烈的政君臣博弈

永徽六年九月的一天，高宗李治在散朝之后，忽然点了几个宰相的名字，让他们到内殿，说有要事相商。

被点到名字的人是：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禇遂良。

而其他三个宰相韩瑷、来济、崔敦礼则不在被召之列。

对于天子召见的目的，四个宰相都心知肚明——皇上要摊牌了。

进内殿面圣之前，他们在政事堂小聚了片刻，准备商量一个对策。

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个重大事件，四个宰相表情各异。

长孙无忌眉头紧锁，始终一言不发。

李勣则是一会儿闭目养神，一会儿抬头望天。

于志宁表情暧昧，目光闪烁。

只剩下一个禇遂良带着忧愤不安的表情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最后终于无奈地意识到——和天子死磕的光荣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到自己的肩上了！

他知道，在即将与天子展开的这场对决中，长孙无忌是己方的大佬、是主帅、是最后一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上场的；而李勣呢，看他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无疑是和天子一个鼻孔出气的；至于这个老滑头于志宁，从头到尾都在躲避他的目光，八成也是指望不上了。

禇遂良最后用一种慷慨赴义的口吻打破了沉默：“皇上今日之召，大半是为了皇后废立之事，皇上既然心意已决，触逆龙鳞只有死路一条。太尉是天子舅父，司空是开国功臣，所以你们不宜进谏，不能让皇上有杀元舅和功臣之名。只有遂良起于草茅，对帝国并无汗马功劳，而今又忝居宰辅之位、身受顾命之责，若今日不以死相争，有何面目去见先帝！”

禇遂良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表面上好像是要同时保护长孙无忌和李勣，怕他们被皇帝怪罪，其实他保护长孙是真的，保护李勣则纯属扯淡！说白了，他无非是想堵住李勣的嘴，希望他不要开口罢了。

这几句话说得实在漂亮，所以他话音刚落，长孙无忌就立刻投来赞赏和鼓励的一瞥。

李勣一听，心中暗笑。好你个禇遂良，居然不让我说话？行，不说就不说！李勣马上站起来，借口身体不适，要先行告辞，然后拍拍屁股就径直出宫了。

李勣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天子这回是志在必得，长孙无忌这帮人想跟天子硬拼，最后只能是自取其咎。所以，与其跟他们撕破脸面，轻易暴露自己的立场，还不如表面上弃权，作隔岸观火之态，等到双方相持不下的关键时刻再投天子一票。

至此，四个宰相都选择了各自不同的博弈姿态——长孙无忌老谋深算，按兵不动；禇遂良摩拳擦掌，准备冲锋；李勣貌似弃权，实则保存实力；而于志宁则是立场模糊，态度暧昧。

李勣走后，长孙无忌、禇遂良、于志宁三人随即进入内殿。

看着他们姗姗来迟的身影，天子李治显得很不耐烦。他直直地盯着长孙无忌，开门见山地说：“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

禇遂良趋前一步，挡住了天子直视长孙的目光，朗声答道：“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在中国古代，男人想要把老婆休掉，必须要有圣贤规定、社会公认的七种理由，这七种理由称为“七出”或“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大戴礼记·本命》）也就是说，至少要具备这七条理由中的一条，才可以休妻。

高宗始终强调的废后理由，就是其中的第二条——无子。

诚然，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代社会，这个理由确实是很充分的。但是，“无子去”这个休妻理由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有了附加条件，那就是：只有当女人过了五十岁而仍然无子，才可以被休掉。而此时的王皇后才二十几岁，谁敢说她一辈子都不能生育呢？

因此，禇遂良才会理直气壮地说“皇后未闻有过”。

可是，就算这个废后理由不成立，高宗应该也还有其他理由才对，比如此前炒得沸沸扬扬的杀婴案和厌胜案，王皇后不是都难逃干系吗？有这么好的废后理由，高宗为何只字不提呢？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证据不足。

也就是说，在这两起案件中，王皇后尽管都有嫌疑，却都不能坐实。换言之，高宗对这两起案件可能一直抱有疑问；或许在心里面，他并不能完全排除武昭仪陷害皇后的可能性。这样的疑虑很可能导致了他的心虚，所以他不敢公然用这两项罪名作为废后的理由。